《后来的我们》，成了看片不流泪的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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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的《后来的我们》，望着打游戏的井柏然，周冬雨说：“面，我给你剩了一半”，然后用勺子把从井柏然父亲家里带的酱，刮出最后一点放在碟子里，安静地说了分手便离开。

 

《前任3》里男主女浓情蜜意时，商量以后不再一起了怎么办：于文文说吃芒果过敏而死，韩庚说那我就扮成至尊宝的样子说一遍我爱你。后来，于文文吃芒果全身过敏，韩庚被广场保安架走，俩人说散就散。

 

《后来的我们》里男女主耳鬓厮磨的时候，也思考了同样的问题：井柏然在开发游戏，说如果男主人公伊恩找不到凯莉的话，它的世界就会变成黑白的。后来，伊恩找到了凯莉，世界恢复了色彩，只是他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

 

两部电影的煽情点都是“前任”，实在是臭味相投。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对二三十岁的青年一击即中，除了大家都有的“前任”。这很容易叫人想起罗曼罗兰那段很著名的话：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就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改革开放后，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话语环境得到了极大的转变，直接导致了青年成长大环境的改变，再到进入新世纪面对着全球化的环境，社会已变得更为碎片化、更多地受到媒介的渗透，造成人们身份的不确定性，迷茫和压抑成为社会的情绪。

 

于是乎，近几年的青春电影中的理想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表现出来就是要么做着“白日梦”，把成功写的轻而易举；要么是青春“毫无梦想”可言，靠回味过去弥补对现实的空虚和迷惘，对青春理想的书写缺乏对抗社会的青春原始动力和勇气。

 

《后来的我们》就更厉害了，既有“白日梦”，也有“毫无梦想”。井柏然可以一夜暴富，看到前任再重温旧梦；周冬雨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北京人，不能说嫁得好不算梦想，只是感觉要“七分天注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