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最后一个智术师：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作者=高凌 [原创文章：www.11jj.com]

来源=2018年5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一本崭新的俾斯麦传记，看起来是对克里斯托弗·诺恩的《俾斯麦》最准确的评价——这么说当然不光是看出版年份，毕竟一本新出版的书不一定是一本“新书”，尤其是俾斯麦这个话题。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很少有哪个德意志历史人物像俾斯麦这样充满争议。从他同时代的拥护者和敌人，到他死后的政治家和学者，人们写了无数著作来赞扬或者抨击他。每当德国的历史发生重大事件，这位“铁血宰相”的名字就会被人提起，颂扬者把眼前的成功归因于这位首相的深谋远虑，把失败归咎于后人背离了这位首相划定的道路；而他的反对者则把德国的苦难看作是俾斯麦在几十年前酿下的一杯苦酒，把德国走向光明看作是终于走出俾斯麦的阴影。在俾斯麦有生之年和死后，对他政治生涯中每一件大事的评价几乎都是两边倒的。从他上台执政到王朝战争，从北德意志联邦到德意志帝国，从保护关税到社会保险制度，每一个主题下往往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甚至几种观点。在这种如同战场般的的氛围下，写一本不愿意对任何人随声附和的俾斯麦传，就势必带有或多或少的论战色彩。而克里斯托弗·诺恩的这本书之所以“新”，也就体现在这一点。

夹缝中的俾斯麦

近代德国历史上最出风头的政治人物显然不是俾斯麦，但是要论评价的分歧之深，俾斯麦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这一点甚至在俾斯麦有生之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19世纪末，美国地产商人为了招徕德国移民，特地以这位在德国深受爱戴的帝国宰相的名字命名了俾斯麦城，但他们很快发现凡是愿意在这时候离开自己“崭新的德意志祖国”来到新世界的德意志人，往往都对这位伟大的首相怀有强烈的怨恨，俾斯麦城的命名成了一场房地产宣传方案上的灾难。

阅兵中的威廉二世

这种热烈的赞扬与猛烈的抨击、炙热的爱与强烈的恨纠缠在一起的局面，甚至并没随着这位首相的死而归于平静。在俾斯麦有生之年，最初选择支持他的格拉赫兄弟和他们周围以《十字报》为核心的“宫廷党”，从没原谅过俾斯麦对他们的保守主义政策的背叛。他们认为，俾斯麦破坏了1815年以来德意志的普鲁士与奥地利两大君主国协调一致共同反对革命的局面；1866年的普奥战争是这两个本该携起手来与俄国一起捍卫欧洲君主的“神圣同盟”的中欧大国之间的阋墙之战。而普奥战争之后，俾斯麦对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侯邦这样的德意志小邦的吞并政策，更是公然践踏了作为君主制基础的正统原则。

如果我们接受了上述保守主义者对俾斯麦的指责，那么这个保守派眼中的叛徒头上，被革命派献上的“白色革命者”的桂冠就随之闪闪发光了，保守主义者指责俾斯麦背叛的地方，刚好是革命者颂扬俾斯麦革命的地方。在革命派眼中，俾斯麦虽然在立场上表现的非常保守，但事实上这只是他把“革命的本质”掩盖在“保守的姿态之下”的一种手段，他仅仅是把统一德意志这一“十九世纪最具革命性的事业”赋予了一种最能满足保守主义者的“王朝战争”的形式。如果我们把来自保守主义者和革命派的这两种几乎可以互相印证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是否就可以证明俾斯麦是一个姿态保守，但本质革命的“白色革命者”呢？

假如能够这样轻易就得出一个对俾斯麦的结论，那他还怎么成为历史评价上最众说纷纭的人物？俾斯麦有生之年和革命者的关系就非常紧张，死后更是如此。“白色革命者”这个评价仅仅得到了少数人的认可，而且还是在“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这个意义上接受的。而俾斯麦在自由派眼中的形象，最恰如其分的应该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那句评语“刺刀反革命！”，每当讨论近代德意志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恶果时，人们总会提起在普鲁士民主制度建设的关键时刻，以一种赤裸裸的容克地主形象登上普鲁士总理宝座的俾斯麦。这种观点认为1862年俾斯麦的上台是1815至1862年间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民主和统一事件的分水岭。俾斯麦破坏了原本可能通向议会制的普鲁士民主化进程，然后因为在内政问题上受制于憎恨他的普鲁士议会，所以转而在德意志问题上冒险，最终以最符合容克地主利益的王朝战争的方式摘取了正在成熟的德意志统一事业的果实。俾斯麦的长期统治造成了民主派甚至德意志的“辉格党贵族”长期在野，没有机会参与统治，这也就决定了德意志民主派软弱无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