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从“人类史”的环境到“环境史”的人类

[原文来自：www.11jj.com]

[美]贾雷德·戴蒙德 [原文来自：www.11jj.com]

《枪炮、病菌与钢铁 》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1]对于这位名叫“耶利”的新几内亚政治家偶然的疑问的回答，构成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基本线索。不同大陆上人类发展速度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这一论断成为此书的主题。此书开篇即否定了种族主义的观点，而将地理环境置于决定性的地位。

诚如贾雷德·戴蒙德所言，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并不是什么新的观念。

对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深深烙刻于法国的学术传统之中。从让·波丹到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曾在世界范围内造成重大影响。让·波丹在其《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提出，地理环境是决定人类多样性的原因。孟德斯鸠在继承波丹思想的基础之上，于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阐发了法律、制度等与地理环境（气候、土壤等）之间的关系。“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为多数史学家所批评，但这并非意味着如戴蒙德所说的，地理环境影响社会发展的观点已然为史家所摒弃。米什莱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在法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人”[2]。而德·拉布拉什则致力于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其否认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生活方式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为地理的单一因素所左右。二人对费弗尔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亨利·贝尔于1920年主编了一套名为《人类的演进》的历史丛书，指出“大地与人类成为必要的研究目标”，“人类需要立足之地，以便从中开始其利用自然资料之尝试，并重塑大自然——山脉、平原、河谷、海岸、岛屿、绿洲”[3]。费弗尔1922年出版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一书是上述丛书中的佼佼者。费弗尔在该书中强调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结合，提出历史学家必须同时从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演进问题。费弗尔对地理的重视深受米什莱、德·拉布拉什二人的影响。德·拉布拉什开辟了一条人文地理学道路，而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及勒华拉杜里等，这一道路展示了其丰富性和深刻性，并成为法国史学主流的一个传统。因此，谈不上贾雷德·戴蒙德所说的历史学家对地理环境于社会发展之影响的忽视。唯有值得一提的是，费弗尔等人对地理环境的关注有一个坚定的前提：对人的强调。张广智认为，《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一书的核心思想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地理环境”[4]。在该书中，费弗尔详尽地考察了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但其核心始终是历史过程中的人，尤其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费弗尔的此一人文情怀同样在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历史学家未曾忽视对地理环境的关注，只是将其置于次要的位置。《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独到之处在于，，贾雷德·戴蒙德重新将地理环境置于影响人类演进的决定性地位，较孟德斯鸠等“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贡献在于：利用生物学等多种科学学科所提供的新知识，为地理决定论的观点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与例证支撑，拓展了地理决定论的理论深度。以下将聚焦于此书，就此作简要阐述。

此书在第一部分以波利尼西亚为例，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以波利尼西亚一系列子社会的辐射性进化，作为不同大陆间关系的模式性参考。第三章则以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引出导致欧洲人对美洲印第安人征服的近似原因——病菌、马匹、文化、政治组织和技术。

此书的第二部分则以浓笔重墨对粮食生产这一终极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正是粮食生产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而导致战斗双方发展差异的原因在于粮食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情况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为地理环境所主导。即可以用作驯化的动植物在地理上极不均衡的分布，导致粮食生产在世界各地产生情况的巨大差异。而大陆破碎程度、隔离程度等地理形态，尤其是大陆的轴线方向，对粮食生产的传播速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限制了未能内生出粮食生产的地区从外部获得农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

第三部分对从粮食生产这一终极原因到病菌、文字、技术、政治组织等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察。第四部分则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岛屿，分别以具体的例证，阐释了地理环境在人类演进历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主要体现为可以被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群的丰富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粮食生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情况的差异；地理环境同时也导致了其传播的速度差异。而粮食生产正是导致人类发展速度差异的终极因素。由动植物的驯化而产生的农业生产方式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在粮食剩余的基础上形成了规模大的、人口稠密的、定居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产生出最终造成欧洲对非欧洲地区的征服的诸多直接因素，如此书书名所明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

《枪炮、病菌与钢铁》无疑是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次再诠释。个人以为，第二部分是此书的精华，也是其独特之处所在。贾雷德·戴蒙德运用包括遗传学、分子生物学、涉及农作物及其原始野种的生物地理学、涉及家畜及其原始野种的行为生态学等等科学学科的知识，将地理环境对人类演进的决定性作用落实到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之中。而即使是这一由野生植物到作物的驯化，实际上，是野生植物“差别生存状况和繁殖状况的自然过程作出了这种选择”[5]。“这种差异首先来自野生植物本身之间的自然变异”，“野生植物向作物的演化起先总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6]在贾雷德·弗雷德看来，在最关键的驯化动植物这一过程中，人类的作用仍是有限的，这一观点极大地削弱了人类在此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粮食生产情况出现的差异，内蕴与地理环境之中，而不为生存其中的人类族群所转移。无论其采用的学科方法，还是其观点，在史学研究中都是颇具创见性的。此书丰富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内容，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实现了自洽。

吕西安·费弗尔等人重视地理环境对人类演进的影响，但更重视此互动中人类的主动性，强调人的主体性；而贾蒙德·戴蒙德此书则从自然地理、生物地理的角度出发，更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演进的限制与主导性作用。笔者个人对此观点不置评判，但其对人地互动中对人的强调的削弱，以及其地理环境的研究视角颇具启发意义。

而新兴的环境史观点，不将人地两者任何一方置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是强调平等关系上的双向互动，将人类纳入完整的地球生态体系，待之以环境系统内的基本客体之一，在此“地理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研究人类演进历程之中的人地互动关系。

卡梅隆·缪尔在其《农业进步的破碎之梦：一部环境史》中揭示了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欧洲人的优越感和与此联系的对生态的忽视所造成的澳大利亚生态快速恶化，甚至最终导致了畜牧工业的崩溃和大量人口的外迁。笛卡尔将人与自然环境全然割裂的二元论显然是谬误的，杰森·摩尔在《地球的转型——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中提出一种超越笛卡尔的二元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一个单一的、主要的决定历史演进的因素？还是采用折中的策略，肯定地理环境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主导因素？贾雷德·戴蒙德试图在《枪炮、疾病与钢铁》中揭示一种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认为自然环境，主导了人类演进的巨大差异。囿于笔者之鄙陋，个人学术积累尚不足以支撑自身对此作出武断的评判。无论如何，至少其以演进生物学等为例，从研究视角上提供了一种参考与启示。结合近来环境史学的兴盛，以及国内环境史学方兴未艾的情形，史学研究的视域愈加开阔。

不仅仅从自然环境中寻找人类演进的影响因素，也开始关注人类演进对自然环境的反馈。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互动。人类社会粮食生产及定居方式等的形成，深受自然环境影响，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同样又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因此，我们不仅将人类社会演进的起源置于自然环境之中，也要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纳入自然环境，以人类作为地球生态体系的一部分加以考量。

这意味着对民族中心、西方中心之后的世界史第三个壁垒——“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我们不仅要从自然环境中追索人类演进之缘起，更要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类的互动，这将是人类演进得以延续的必然要求，也是历史学者新的使命。

参考文献：

①[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疾病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23页。

③[法]亨利·贝尔：《环境之于人类及其开发土地的影响》，《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英译本序），[法]吕西安·费弗尔著，高福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版，英译本序第8页。

④张广智：《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序），[法]吕西安·费弗尔著，高福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版，序第5页。

⑤[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疾病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114页。

⑥[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疾病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122页。

文字 | 游智越

图片 | 网   络

编辑 | 余冰妤

审校 | 王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