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疫苗之王”不应被遗忘：他曾是离诺奖最近的中国人

 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汤飞凡

[原创文章：www.11jj.com]

近日，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违法违规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疫苗事件涉及道德和人性底线，引得社会哗然，民众恐慌和愤怒。

这不仅一场疫苗危机，更是一场人性的危机。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研究出来的疫苗，成为了某些人图谋暴利和满足贪婪的工具。

曾经，我们因为无数科学家的探索科研没有败给肆虐的病菌，如今却败给了人性的恶！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曾在一代代科学家的探索中，挺过了鼠疫、天花、牛痘。在80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八年抗战，战争下细菌大肆吞噬生命，生存的艰难都没能阻挡众多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推进中国预防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拥有治病救人的决心和执念，以神农尝百草的自我牺牲精神探索生命的奥秘，改写无数生命的不可能。

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不忍看着一个个同胞，在绝望中因缺少医药而死去，在没有合适试验受体的情况下竟无数次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研制出当时极为罕见的救命神药——青霉素，拯救了千百万炮火中奄奄一息的同胞。

汤飞凡，这个被人忽略了的名字。2003年，当一场“非典”如旋风般肆虐了几乎整个中国，此时，国家卫生部的老干部不禁发出：“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的感叹！

 汤飞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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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百年湘雅》第4集：汤飞凡

再现医学大师的生平往事

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重要病原体并开辟一个研究领域的唯一中国科学家。他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学家，世界上最传奇的科学家之一！

是他首次将沙眼衣原体分离，一举推翻..著名科学家的病毒研究成果，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沙眼病原争论，一时间让..在世界病毒科学界颜面尽失，在世界上霸气斩获“衣原体之父”尊称！

他让中国成功生产出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白喉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成功遏制了1950年华北鼠疫大流行，并让中国比世界早16年消灭天花病毒，拯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

他至今到底救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1000万？1亿？10亿？

以下，我们一起走进汤飞凡，了解这个名字背后那豪情、悲壮又令人痛惜的一生......

悠悠渌水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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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7月，湖南醴陵汤家坪，爆发旱情，民不聊生，“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那一年，汤飞凡出生了。家道中落的汤家开了间私塾维生，虽无黄金万两，但有满腹诗书，一腔志气。从小，汤飞凡品学兼优，出生，成长于旱情交迫的年代，亲眼看着身边的亲人，邻居被疾病苦痛折磨，出生平凡人家的他，却磨练出一颗悬壶济世之心。

14岁那年，湘雅医学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前身）刚建起，他毫不犹豫入了学，成了医学院第一届学生。七年寒窗，湘雅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的30名学生，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人，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这十人中出现了两名中国医学届的泰斗，除了汤飞凡外，另一位是毕业时名列第一、与汤飞凡同岁的内科名宿张孝骞。 

七年的医学训练，不仅磨炼了汤飞凡坚韧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对济世有了新的认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学的黄金时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为代表的一代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天骄，陆续发现了大部分重要传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学生..人北里柴三郎发现了鼠疫和破伤风的病原菌，人称东方寇霍。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曾言：“..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从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汤飞凡立志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申请到协和医学院细菌系进修。当同学邀请一道开业行医时，汤飞凡说出毕生意愿：“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汤飞凡在协和医学院一年后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细菌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经系里和学校推荐，汤飞凡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奖学金，准备赴美深造， 也成为那时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在哈佛的三年里，他有幸师从细菌学大师秦瑟。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学实验方法。他与同事们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重要的贡献包括用物理方法证明了病毒是可过滤、能离心沉淀、能自我复制、有生命的寄生于细胞内的微生物。他们还研制成第一代微孔滤膜，用于测定出各种病毒的大小。 

毅然回国 兴建中央防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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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即将毕业的他受到导师邀请，希望他留在美国。在美国，待遇好，加上研究配置精良充分，能够满足这个醉心研究的科学家所有的愿望。然而，从遥远的中国寄来的一份信，改变了行程。这封信是自己的老师颜福庆寄来的，信中，老师诚意希望汤飞凡可以回到中国，为中国人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医疗教育体系，改善当时中国医学教育领域的现实困境。

颜福庆先生

1929 年春，当汤飞凡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时，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异常难走的路，可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科学事业，为了在这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民，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到了中央大学医学院后，就任细菌学副教授的汤飞凡看到的现实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捐出了自己的显微镜，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利用教学之外的时间开始了他的病毒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病毒学研究。 

自1930 年开始，汤飞凡做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比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有人进行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就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 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是1937 年“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汤飞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中国人的选择。

对一个一直在象牙塔内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没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么。汤飞凡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的前线医疗救护队，随上海医学院的师生组成的医疗队驻扎宝山。在他多次强烈要求下，汤飞凡被分配到第一线救护站，对伤员进行初级创伤处理，救护站离火线只有几百米。 

几百米，救护站在..人炮火的覆盖下，几次几乎被击中，数人相继受伤。就在炮火中，汤飞凡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个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间只回家两次。夫人十分担心日军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汤飞凡有自己的主见：“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上海沦陷后，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虽然一切依旧，但山河破碎，汤飞凡已无心研究。此时接英国通知，要求准备撤往英国。对汤飞凡来说，到英国继续工作是理所当然也是最好的选择。

还是颜福庆，又一次改变了汤飞凡的人生。 

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为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 

正在自惭无为、于无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国的汤飞凡接信后精神为之一振。当即辞去月薪六百两银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职务，携夫人奔往长沙，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1939 年初，防疫处迁至昆明。几经坎坷，1940 年春， 防疫处新址建成。

汤飞凡在实验室

汤飞凡并没有因为条件困难而降低科学标准和对工作的要求——他停止制造过时或已经证明无效的制品，通过研究试验改革旧工艺，并参考国外的经验和根据本国需要增加了新制品。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应了大后方的防疫需要，还支援了陕甘宁边区。这些制品因为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被在太平洋战区作战的英、美盟军所采用。

1943年，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还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青霉素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但具体生产工艺属於军事机密且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这些困难汤飞凡心里知道，可是前方的负伤将士正在因为伤口发炎而死去，后方的民众因为疾病流行而丧生。在汤飞凡心中，有些事终归是要有人去做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哪怕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被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多少抗日将士因为它起死回生，多少中国人因为它度过难关。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NEPB(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Bureau) 。科学(Nature) 杂志1943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现北京），改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也在1945 年的秋天来到了北平。战后的北平一片废墟，原防疫处也惨遭日军的破坏，必须重建，可是政府拿不出建设经费。汤飞凡在昆明结识的美国人拨给汤飞凡几批救济面粉。当时市场粮价爆涨。汤飞凡用面粉支付了施工和设备费用，于1947年元旦建成了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

汤飞凡利用美国医药援华基金会捐赠的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于1948年生产出堪比进口产品的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

中国第一家青霉素工厂开业典礼，汤飞凡主持

再一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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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里，防疫处除了旧有产品外，还生产了用于预防结核的卡介苗，和用于麻疹和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按汤飞凡的计划，等卡介苗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将进行全国性推广接种，但是内战使该计划成为泡影。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北平党政机关或撤走或瘫痪，卫生署电令汤飞凡于广州设分处以备南迁。 

一封电报后再无其他指示，汤飞凡屡次催问，皆石沉大海。他只能亲赴南京，于11月中旬离开北京。到南京后一无所成，心灰意冷的汤飞凡来到上海租界，决定接受哈佛的聘请，举家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