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探索与实践（4）

一战给德军留下的另一个刻骨铭心的回忆，就是英法联军在西线成群结队、来势凶猛的坦克部队。虽然这些坦克在实战过程中非常容易被摧毁，但它给德军第一线将士造成的心理震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对战败感到不服气的德国军人甚至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联军的坦克之上。当时一位名叫茨威尔的将军就声称：“德国并不是被福熙元帅的天才所打败，而是败在了坦克的手下。”这样的观点当然未免有些偏激，但这恰恰反映出坦克己经在德军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再加上《凡尔赛条约》又特意禁止德国发展坦克，这使得德国人更感觉到坦克并非是一种普通的机械化战争手段。尽管从当时来看，机动战与坦克是两条独立的发展路线，坦克本身的技术状况也不令人满意，但等到时机成熟之时，传统普鲁士学派的军事思想是很容易将“机动战”与“坦克”这种特别的机械化战争的手段结合起来的。如前所述，德军机动部队最初的用途是后勤补给，也就是运用摩托化运输车辆来给前线部队提供快速充分的补给，以支援作战部队执行远距离、高速度的运动作战。因为这个原因，西克特坚持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必须要由骑兵或者步兵的军官来担任，这样就使得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专业素养正确地判断战场形势，从而恰当地配合前线作战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由于德军强调机动作战和攻势主义，机动攻势便成为其战术演练的必备科目，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后勤支援的机动部队为了维持对前线部队的补给，势必要面临在敌情状况下执行任务的可能。于是，德军开始逐渐将机动部队和作战部队编在一起执行任务，至于摩托化部队的建设，国防部早在1921年就在哈茨山区举行了首次摩托化部队的野外演习，随后又于1923年冬季举行了多次图上演习，推演使用摩托化部队配合飞机所能达到的战术效果。其中一次是由未来的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中校主持，这一次演习引起了德军高层的注意，因为演习的结论首次提出“装甲车辆”在机动作战中有成为决定性兵器的趋势。

此外，这些演习还透露出一个事实——由于机动部队在机动战实施之际要运载部队做接敌运动进入战场之故，德国人开始不将其当作纯勤务支援部队看待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26年上任的机动兵总监布克堡将机动部队扩充为“机动战斗部队”。他把7个机械动力营编成为初具装甲战斗群形式的建制编成，由运输车、摩托车和装甲车等独立单位组成，并利用农业用的拖拉机来研究坦克战术。但这个时候，德军在摩托化部队的发展上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机动工具的适应性。此时的机动部队还是使用轮式载重车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这种车辆在历次推演中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就是缺乏防御力，这使得车辆在做接敌运动时无法获得充分的安全保障。其次便是机动车辆不足，，虽然《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军可以保有150辆装甲运输车辆，但即便这一可怜的数字也因经费问题而无法达到。最后，摩托化运输车在将部队输送到攻击发起点之后便无用武之地，部队还是只能依靠步行来发起攻击，缺乏强大的冲击力，这离传统普鲁士军事思想中的歼灭会战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凡此种种使德国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了坦克这种特别的机械化战争手段，以寻求一个相对满意的解决办法。

不过，德军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应该将坦克和机动作战原则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西方军事学界的主流观念是坚持坦克用来支援步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准拥有坦克这样的进攻性武器。魏玛时期德军在国内的历次演习中都是使用假的模型坦克来参演，只有担任教官的人员才有机会在俄国境内接触到真正的坦克。但即便如此，国防军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运用坦克来实施机动战，古德里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俄国的短暂交流经历使他对坦克有了感性上的认识，意识到其除了突破之外的战场价值，特别是对于恢复机动战的价值所在。也正因为如此，1931年成了德国装甲兵发展史上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机动兵总监一职由古德里安的上司鲁兹接任，鲁兹上任之后即提名古德里安担任机动兵参谋长一职。这对于倡导将坦克应用于机动战的一派军官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不仅如此，由喀山回来的年轻军官也都热心地协助古德里安推广他们的理念。于是，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军人开始相信，坦克将是他们用以恢复毛奇、施里芬机动攻势的利器，因而给予鲁兹和古德里安极大的支持。同年上任的国防军总司令哈默施泰因将军也是普鲁士学派机动战思想的拥护者，在他的努力下，军队高层对坦克机动战的怀疑有了巨大转变，从而确立了坦克在下一场战争中的决定性地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以坦克为着眼点，德军的“机动战斗部队”开始以一种巨大的势能酝酿着“不同寻常的东西”。

结 语

作为装甲兵理论的重要流派，如果要对“闪电战”进行系统研究，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最初10年无疑是一段重要时期，遗憾的是这段时期的意义往往被人所忽略了。事实上，对魏玛时期的德国军人而言，一战的失败固然是他们实践普鲁士军事学派思想的一种挫折。但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有什么缺陷，而是由于当时的技术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使然。对于德国人来说，一战的堑壕消耗战是一种他们并不擅长的战争类型。德国在地理上的先天弱点注定了它在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中断无胜利的可能。一战的旷日持久使德国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施里芬计划”的基本理念是正确的，因为这位元帅的初衷就是要竭力避免上述悲剧的发生。结果，一战失败的惨痛教训更使德国军人深信机动战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但要在现代战争中重新恢复普鲁士军事思想中的机动战原则，势必要借助新的技术工具才能有所突破。基于这样的认识，魏玛时期的德国军人一边秉承着传统的机动战思想，一边融入了一战的经验教训和时代进步带来的技术成果，试图以此赋予普鲁士军事思想以新的活力。考虑到这一过程是发生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之下，德国人所取得的成就就更显得难能可贵。而这一段时期的建军成果，无论是理论、技术还是物质上的，都为后来第三帝国时期“闪击战”理论的形成和实践奠定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