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敢于不占有，是这个时代最大的革命｜单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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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Matthew Desmond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 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需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后来他又认识了不少被驱逐的、不得不自己动手盖房的游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群体。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通过长时间的亲密互动，在对方身上看到自己。要达到这种状态，靠投入、靠执着、靠想象，归根到底靠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能与街头小贩随意地聊天、和建筑工人轻松地玩笑，是一种相当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养这种能力，那么方法和理论学得越多，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也许就会拉得越远。

马修能从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在书写时却全然没有提到他自己。全书采用第三人称。这和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民族志书写风格迥然不同。从影响深远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一书出版后，把自己写入民族志几乎成了人类学家的一项义务。学者们强调，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总是以某种具体身份、在某个具体位置上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阐明自己的立场，说明如何在互动中理解对方。几乎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写作也越来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这种情况在中国也相当明显。如果我们把上世纪 30 年代、80 年代的报告文学，和 2010 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做一个对比的话，“我”的介入是一个突出的变化。从“我替你看”到“我带你看”—作者的行踪构成报道的基本线索，报道者双目所及即报道的基本内容。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美] 克利福德／马库斯 编

高丙中／吴晓黎／李霞 译

商务印书馆 出版

然而，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同样不言而喻。读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么、你怎么想，但是你的所见所想，和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写作方式蜕化成了一种自然主义，没有背景梳理、没有系统分析、尤其没有对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检测。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调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意味这世界就无法被系统客观地分析；调查者不能被视为调查对象的代表，但是调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众提供可靠信息的责任。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在后现代认识论的轨道上滑得太远吗？人们一般认为《写文化》代表了人类学学界内部的反思和转化。但是媒体、甚至文学界在同时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说明背后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原因。80 年代后期的北美和当下的中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具体矛盾复杂多样，个体焦虑凸现，但是社会却没有统一的“大问题”感。“大问题”感，在冷战初期、在民权运动、在反越战运动中是很明显的。身份政治的兴起，使得个体经验替代了公共问题，成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问题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成了“我文本”的兴起。原来现实主义作家和实证主义学者在描述世界时那么自信，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位置缺乏反思吗？不尽然。他们有那份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代表一个“公共”：他们在代表公共观察问题，在向公共报告他们的发现，在推进公共改变。现在，对个体多样性的强调，替代了对公共的想象。这样，我碰到、我听到、我看到就成了最真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