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姜文，照常向上(2)

《让子弹飞》拍摄现场花絮

这样的概括也还不全面。为人所乐道的“细节控”，“鬼才”，“行走的荷尔蒙”，“黑色幽默”......都还在趣味层面。姜文是一位严肃的导演。上海电影节金爵奖主席论坛期间，一位外国参会者告诉姜文，他从《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看出了幽默感。姜文说，“人们看到悲剧还有机会笑，我觉得是一种荒诞。荒诞只有在观察超过表面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存在于整个人世间”。他说，他要用电影告诉大家..曾经在中国做了什么的历史，这是艺术家的责任。如果说幽默是悲剧加上时间，那么荒诞，是姜文在拍电影过程中一直试图触及的本质。他的电影里，骗子，疯子，傻子和孩子一贯都有他们独特的位置。 [转载出处：www.11jj.com]

《邪不压正》工作照花絮，李天然与关巧红的屋顶戏

许晴在电影中饰演交际花唐凤仪，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

《邪不压正》则少了些荒诞。即便故事仍可从一重维度理解为悲剧，底色也不再是苍凉和荒诞，而多了些悲壮和温暖的力量。姜文说，他的影片里，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女性，男性是在女性的引领下成长的。但在《邪不压正》里，女性又不仅仅是女性；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叠影着数重角色，每个人都像一支队伍，以让一种精神生生不息地演绎。

姜文电影里，传统中国人的情义和与此紧密相联的权利取舍始终是动机的源泉。拍完《让子弹飞》后，他曾说，人的一生要面对三种关系，顺序不能错：“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最终要面对的是“与自己的心和所见到的人的心那种心与心之间的抗衡”。这也让他的电影有一种独特的距离感——与透视空间深刻关联的远程武器在姜文的电影里没有位置，暴力仍是一种需要接受道义审视的美学，暴力也与爱密不可分。如果说之前《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里，爱与死亡紧密相联，都是一场空的冒险，到了《一步之遥》，人们开始看到真挚却过于飞扬的情感。2018年，人们在《邪不压正》里期待着情感的圆满，这也将是姜文自身变化的折射。

套用博尔赫斯形容人与书的相遇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期电影封面的引语吧：一部电影是存在于这个与之毫不相干的世上的所有电影中平平常常的一部，直至找到它的观者，找到那个能领悟其象征意义的人，于是便产生了那种被称之为“审美”的神秘激情。艺术是自己发生的。

专访姜文

姜文在不亦乐乎工作室（黄宇 摄）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为什么选了张北海的《侠隐》这部小说来拍？十年前拍完《太阳照常升起》，您对下一步想拍什么电影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吗？还是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这部小说？

姜文：十年前史航把这部小说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想拍。张北海写得特别有滋味，吃啊，喝啊，吃喝玩乐。但是故事上，如果要做成一个电影的话，需要重新结构。不想弄得糙，就先放下了，先拍《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吧，回过头再来拍。我就是什么合适拍什么。人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马后炮”，已经发生了，倒推觉得可能是那样的原因，跟实际发生的情况其实不是一回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有人介绍这本小说给我，我觉得不错，但又不知道怎么拍，先放下了。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不是因为拍完了上一部电影有什么疑问，这个小说又正好回应了这个（些）疑问，从而来拍的。

姜文：（上一部电影）拍完了就完了，没有什么疑问。我好像是通过拍电影来治疗自己，陶冶自己，修炼自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少年，对“文革”，一直有心里要表达的东西，吃饭的时候也挺愿意跟人说。后来我觉得直接说也没意思，别人接了话给你说出另外一个话，你觉得别人老是在篡改你的意思，完全无主题，无连接。但别人为什么要跟你一个主题？吃饭就是胡聊嘛。我经常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伤害，怎么我说东，他扯西去了？这个时候就只能自己做一个完整东西，大家看看，跟这群人聊一聊。我做完了之后也就放松了，再也不想聊这个了。等他们谁再聊“文革”话题，我就听着了，该聊的我已经聊完了。拍电影对我来说，往往是可以放下东西的手段。

三联生活周刊：《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关于青春的成长篇。政治运动正在进行的时候，对这些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反而父权消失了。是什么样的兴趣让您拍这么一部有关青春的影片？

姜文：王朔的小说给我最大的推动力，看了那部小说我就想拍。即使是在外国，父权缺失的事也经常发生，我读到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史蒂夫·乔布斯身上，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这不一定跟“文革”有关系，这是人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前段时间在一个采访中，您提到一个细节，拿到中戏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让您去把衣服洗了。您回忆起这个细节，留下的是何种感受？

姜文：那个时候我17岁，肯定愿意......那个时候她总说我身上的缺点，突然给她看一个我可能的优点，她仍然没有顺着我的愿望去表达，诸如“我很高兴”，“儿子你很棒”，她没这么说。后来我理解到了，她还是希望我做得更好吧。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失望的。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慢慢做呗。唯一的遗憾是，她不能陪着我去理解她。到一定的时候她就走了，到我理解她的时候，我可能也老了。就是这样。作为母亲的儿子这个角色，等我快要死的时候再来评价吧。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做得（让自己）不满意。

 1935年的北平街道（视觉中国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