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战火中的国宝护航人(2)

孰料仅过了半年多,由于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形势日趋紧张,文物不得不再次踏上向西南后方迁移疏散的历程,亦称“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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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西迁主要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文物从1937年8月起运,共80箱,多是参加过“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精品,由南京经汉口始迁长沙,后又绕道桂林转运至贵阳、安顺,最终于1944年12月迁到四川巴县。因其开始时是向南迁移,故称南路。

第二批文物从1937年11月起运,分两次运出,共9331箱,包括由故宫代为保管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的文物精品,经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于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县。因其是沿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所以称为中路。

第三批文物亦从1937年11月起运,共7288箱,同样包括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文物,先后分三次运往宝鸡,后又经汉中、成都,最终于1939年6月全部运抵四川峨眉县。由于这批文物是从南京向北经津浦路、陇海路转运至陕西的,故又称北路。

西迁期间,正是由于马衡等人不辞劳苦、严谨负责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迁文物都能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以免于兵火之厄。

在文物颠沛流离的迁移过程中,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可谓历经艰辛与磨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中路西迁文物由重庆运至宜宾的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为了确保装船文物的安全,夜间爬上船舱检查,不料失足跌下,伤重不治。而在文物由乐山转运至安谷乡的过程中,由于是溯流而上,需要靠岸边的纤夫拉船而行,加之河道狭窄,岸边陡峭难行,在一处湍急的河段纤绳突然崩断,整艘装满文物的木船连同船上的船工、军警和押运人员急速向下游冲去,险些导致船毁人亡。文物山路运输期间,押运员刘承琮曾遭遇车祸,被撞下山坡,摔伤右手,送医救治时右手食指被截去,落下终身残疾。乐山办事处职员刘官谔因舟车劳顿,心力交瘁,病死任上。

由于当时故宫人手不敷,北路文物第一批次由南京至宝鸡的转运工作还曾临时请马衡的次子马彦祥协助押运。而北路正是整个文物西迁中最为艰难的一条转运线路,一路上受到日军的侵扰和威胁,装运文物的列车在徐州火车站、郑州火车站等处多次险遭日机轰炸。此后,又有近一年半的时间在川陕两省的崇山峻岭中穿梭,仅能依靠汽车运输,运力十分紧张。途中翻山越岭,走川过河,不仅交通条件极端恶劣,还经历了雪崩、暴雨、洪水、塌方等气象地质灾害,可谓险象环生。

最终,在共同努力下,16000余箱西迁文物精品,包括故宫托管的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近6000箱文物,几乎全部得以保全。这不得不说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也是一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壮举。而这主要得益于故宫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1940年度会议记录》)

迁移途中组织展览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文物南迁与西迁这种十分艰困的条件下,马衡仍然数度组织故宫文物举办或参加国内外的展览活动。1935年,中英两国联合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览内容包括世界各国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国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对此极为重视,于1934年10月便开始着手筹备,最终选定了735件文物精品参展,占中国展品的大多数,并选派庄严为中文秘书,傅振伦、宋际隆、牛德明、那志良为展览会中国艺术展品助理员,共同负责赴英参展文物的保管、护送与陈列工作。这是中国历史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文物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大规模出国展览,英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专门派遣皇家海军的萨福克号巡洋舰来华押运文物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