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思》、《夸饰》等作品看刘勰对想象的认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根据想象独创性和新颖性的不同，想象分为再造的想象和创造的想象。再造的想象根据语言等符号的已有描述形成新形象，如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根据描写想象的人物形象和景象；创造的想象则不依赖外在描述而独立形成新形象，如作家创造的从未有过的文学形象。心理学强调想象是对表象的加工改造，而把经验过的事物形象在意识中的再现叫做记忆表象。在文学理论中，记忆表象也经常被作为一种想象。如朱光潜就把记忆表象叫作“再现的想象”，而把对已有形象的剪裁综合叫作“创造的想象”。再现的想象（记忆表象）受制于事物的本来面目，缺少自由性和创造性。再造的想象受制于已有的描述，但未必与原始形象一致，因而有一定的创造性。显然，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是独特新颖、纵恣不拘的创造性想象。 [原文来自：www.11jj.com]

[原文来自：www.11jj.com]

刘勰对三种不同形式的想象都有所认识，但由于宗经思想的束缚，他恰恰对最富于创新性和虚构性的想象认识不足，甚至采取了否定态度。

《文心雕龙·神思》探讨了构思活动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象。从刘勰的描述来看，这些想象主要是记忆表象和再造的想象。“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心理过程有两种可能：一是“魏阙”是主体曾经感知经验过的，那么这时的想象就只是记忆表象；二是对“魏阙”没有经验，而是根据某种描述形成了关于“魏阙”的形象，那么这就是再造的想象。“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通过想象，作者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握那些不在感知和经验范围之内的事物。不过这里的“千载”和“万里”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之外的现实，而不是创造和虚构的形象。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里山和海的意象基本上局限于现实中的实际形象或记忆表象。所以刘勰说的“神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再现或再造的想象，而不是创造的想象。《神思》篇中主要突出了想象活动的自由性，而没有揭示出想象的创造性内涵，更没有涉及想象的虚构性。

想象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的拆分和组合，构建出一个与现实不同的可能世界。这一点实际上在楚辞和汉赋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汉大赋中遭人诟病的“虚辞滥说”，其实正是想象的本质体现。但是想象的这种创造性特征似乎并没有引起理论的重视。司马相如说“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陆机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文赋》），都与刘勰一样侧重于想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性，没有突出想象的虚构性。左思主张“贵本”“宜实”，批评辞赋作家“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三都赋序》），这些都是对虚构性想象的极端否定。

刘勰对想象自由性的认识与陆机相似，对想象虚构性的批评则与左思相似。刘勰在《辨骚》篇中指摘《离骚》异乎经典的四事中，其中有两事就是对虚构性想象的批评：“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这些“诡异之辞”和“谲怪之谈”正是奇特新颖的虚构性想象。在《夸饰》篇里，刘勰一方面肯定了楚辞汉赋中的想象、夸张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批评神话传说的虚构是“夸过其理”。

刘勰认为夸饰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因此夸饰的目的是对“神道”和“形器”的摹写，而不是新形象的创造。刘勰所谓的夸饰，不仅是今天所说的夸张，还包括虚构性的想象。夸张是对现实事物的描写，无论怎样夸大其辞，基本的事实总是存在的，而虚构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广州雪花大如席”则是虚构。刘勰为夸饰列举的例子是《诗经》和《尚书》中的“嵩高极天”“河不容舠”“子孙千亿”“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等夸张性描写。这些基本事实都是存在的，作者为了更深入地揭示其本质而使用了夸张，所以“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

但是在楚辞汉赋中，则充斥着大量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构的事物或现象，《夸示》篇列举了从宋玉、景差一直到扬雄、张衡等辞赋大家笔下的夸张描写。刘勰所批评的这些描写，在今天看来并不是夸张，而是虚构和想象。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夸张与想象、虚构可能互相交织，难分彼此。所以刘勰把夸张和虚构都说成是夸饰，而对其中那些虚构的成分提出批评。当然，刘勰对于辞赋中基于基本事实的夸张还是肯定的。比如对“山海”“宫殿”等现实事物的描写，刘勰就认为是很成功的。他赞成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适度的夸张性描写，反对神话传说中的那些纯粹虚构和奇特想象，即“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那么怎样才算是适度夸张？刘勰认为适度的标准就是儒家经典，所以他要求“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文心雕龙·夸饰》）。宗经思想限制了刘勰对想象的认识，并且也使他在这一问题上的逻辑出现混乱。比如他在《正纬》篇中认为纬书荒诞不经，却对“河图洛书”之类深信不疑。实际上“河洛”与谶纬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刘勰也中肯地指出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沿着这一思路，必然得出对想象和虚构的肯定性结论。遗憾的是这一极富洞见的思想没有得到更为深入的阐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魏晋南北朝文论范畴的现代阐释”（17FZW05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赵建章：刘勰对想象的认识及其局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淼   排版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