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文学如何书写现实？| 特稿

  个人简介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社会问题和文学想象》等。作品被翻译成英语、韩语、日语等多种文字发表出版。 [好文分享：www.11jj.com]

以一种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态度，讲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历史与正在发生的“中国故事”，依然是近年来写作的主要潮流之一。但与此同时，这些写作在读者当中似乎未能得到期待中的评价。聚焦于苦难与恶欲的现实政治批判，却使同时代的读者感到隔膜，不免引出“如何现实”的争论辩驳和“现实与否”的信用危机。莫言的《蛙》出版于 2009 年，余华的《第七天》出版于 2012 年——这两部前后间隔不久，出自于中国当代两位第一线作家之手的作品，都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予以讨论。我将这两位作家所代表的现实书写方式命名为“新伤痕写作”。熟悉文学史的人肯定会知道，这一命名的文学史对位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伤痕写作”。20 世纪 80 年代的“伤痕写作”以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作，其主要内容是倾诉或者控诉政治运动给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灵造成的伤害。而 21 世纪初的“新伤痕写作”，其主要内容则集中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改革”给中国人造成的物质创伤和精神创伤。从题材的角度看，“新伤痕写作”是“伤痕写作” 在 21 世纪的延续和变种。非常吊诡的是，“新伤痕写作”的代表作家恰好是当年“伤痕写作”的读者，这种历史性的对位和延续暗示了中国历史中某种宿命性的东西。具体来说，“新伤痕写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第一，相对于“伤痕文学”以政治运动史为书写对象， “新伤痕文学”书写的对象是“改革开放史” 。莫言的《蛙》通过我姑姑的故事，书写的是“计划生育”这一自 1980年代以来的“基本国策”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第七天》则借助一个亡灵的视角，将当下中国最常见的一些事件如拆迁、 征地等串联起来。这些内容与“伤痕文学”的题材虽然在时段上有所不同，却又有共同的取向，即都是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回顾中国的当代史。 [原文来自：www.11jj.com]

第二，基本的人道主义话语。“伤痕文学”的书写和批判借助的话语资源之一，就是知识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构起来的 “人道主义” 话语资源。当然， 这种建构并不是先入为主的， 恰好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将人道主义话语从一个高蹈的理论资源变为一种具体的写作实践。人道主义话语构成了“伤痕文学”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内化为“伤痕文学”乃至整个 20 世纪 80年代写作的基本美学指向。“新伤痕写作”正是因为其内置的人道主义视角而和 20 世纪 80 年代的“伤痕写作”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在上述的两部作品中，虽然形式上都各有侧重，比如《蛙》采用了书信体， 《第七天》采用了新闻拼接，但如果刨除这些形式本身的“意味”，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内在的架构，依然建基于“人道主义话语”。我们甚至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其实都是在处理“人的异化”这样一个主题：在《蛙》中，姑姑从一个白衣天使变成了婴儿杀手，她受到国家政治的召唤，并始终不渝地遵从这种召唤，一步步走向异化的道路。在《第七天》中，亡魂视角所到之处，也同样是人道主义的种种灾难。不仅仅是人的异化，同时也是现实的异化，因为现实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反过来人的异化又强化了现实的异化。在此过程中，“新伤痕写作”实际上在重现现代的主题：人改造环境（现实）并成为历史的“主人”。只不过在“新伤痕写作”中，它走向了其美学的反面。在“十七年文学”中，人与现实的相互改造构成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虽然这种崇高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做作。但是在“新伤痕写作”中，人与现实的互动不再具有崇高感，它仅仅形成一种巨大的反讽。姑姑、孙明亮这些人物在历史中不是重塑了主体的生命意识，而是在某一个时刻，将生命意志全部放弃了——他们是真正的死魂灵，只不过正如《第七天》所隐喻的，即使在地狱，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异化了的现实的规则，无法得到所谓的“救赎” 。

第三，对“苦难”的“事件式”铺陈，对人性最极端一面的呈现。20 世纪 80 年代的 “伤痕文学”曾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哭”的文学，如果是从对苦难夸大其词的叙述角度看，这一点基本上是准确的。即使像《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样的纪实文本，也有强烈的自我虚构和苦难抒情。“新伤痕文学”倒是截然相反，在这些作品中，不要说哭，连抒情都变得稀少起来，这从叙述者的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莫言设置了一个写剧本的乡村文学青年“蝌蚪”作为叙述者，并为他设置了一个..教授作为读者；余华设置了一个死亡了的人物作为叙述者。这些限制性的叙述者试图呈现某种“客观化”了的现实。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客观化”并没有带来相对节制的叙述，而依然延续了“伤痕文学”的极端叙事风格，并没有因为所谓现代写作技巧的加入而得到根本的改变。

第四，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新伤痕文学”和“伤痕文学”在本质上分享了共同的叙事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文学——政治”的二元对抗。在“伤痕文学”那里，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是其发生学的起源。而在“新伤痕文学”这里，现实的政治包括 80 年代以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政策， 如上文提到的计划生育、 拆迁征地，城市化运动。对现实政治的书写不但是“新伤痕文学”的题中要义，更是其基本的写作出发点，但是“新伤痕写作”并没有推进“文学－政治”这一结构本身可能的复杂性，而是再次将其简化为一种二元对抗的关系，并在其中强化文学的“人道”和现实政治的“非人道”。在这一点上， “新伤痕写作”重复了“伤痕写作”的固有病症 ： 不仅历史被简化了，现实也被简化了。

客观化的现实、限制性的视角等一切形式上的努力并没有达到作家们的本来目的。作家们基本了解一个现代的常识，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的， 小说阅读的前提在于“信任”，只有当读者相信你的叙述是“真”的时候，虚构才能够成为“想象的真实”。但“新伤痕文学”的作者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安，不敢轻易地将目睹的一切认定为现实，而是通过他者的眼光，试图将主观化的认知变为一种客观化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新伤痕写作”遭遇到了“信任”的危机。这一危机集中于对现实的理解上。 “新伤痕文学”所书写的现实是客观的、真实的、或者有效的吗？

李雪在《写实年代的虚伪作品》1一文中引用了余华的一段话：“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想看到它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 我不想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我不要求北京应该怎么样，这座城市也不要求我。”同时她指出：“对待城市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对待当下生活的态度——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便打开电脑、电视与报纸，不想看到的时候就在对往事与故乡的重温中虚构故事。这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缺乏热情的写作， 将现实审美化，或是通过媒介来了解现实，这样的态度和方式注定作家写不了现实生活、触及不到现实问题的核心、写不出当下中国人最实在的隐痛。所以，这里的问题不是余华在八十年代所强调的形式的虚伪，而是态度的虚伪。”正是因为态度的虚伪和形式的失效，这些作品成为了“虚伪作品”。另外一位批评者对此持相同的看法：“总的来看，小说流于一种浮泛式的现实描摹，贯穿其间的亦是愤恨式的情绪表达和寓言化的观念演绎，再加之小说章节之间的叙事并不流畅，情感难以衔接的弊病较为突出，这些都不免让人怀疑作者写作的诚意。”2

一方面是作家努力“强攻现实”，试图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是这种书写被指责为是“缺乏诚意”“粗糙”甚至是“虚伪”的写作，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作家们当然不满意这种指责， 并极力为自己写作的有效性进行辩护。有作家甚至发明了一种理论，即：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 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 看不见的真实， 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在作家看来，这种“内真实”是一种更现实的现实主义； 而余华也在多种场合表示， 《第七天》就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现实。

谁的现实——作家的现实还是批评家的现实——才是更真实、更现实的现实？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出，暗示了中国当代写作的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我在一篇研究路遥的文章中已经指出，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现实主义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写作风格，而更是一种历史建构。3它暗含了总体论和进步的概念。也就是说， 讨论一部作品“现实”与否，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观”，并在这个前提下对作家作品进行分类划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伤痕文学”的写作中， “现实观”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无论是作者、读者还是批评家，都是在此一致的现实观下讨论问题，他们已经约定了一种共有的“现实”，因此，很容易指认不符合此标准的作品。而“新伤痕写作”正是在这里出现了问题，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三十年历史，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力量给出了一个统一的没有分歧的结论，它所涌现和生长出来的现实也宽阔无边，因此，任何一种关于这一现实的书写可能都会陷入“无效”的尴尬境遇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和作家们选择“现实与否”来作为交锋的话题，显然都选错了武器。如果说需要对“新伤痕写作”提出批评，那么，不应该将他们置于简单的反映论（是否真实）和一元论（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现实）的框架中去讨论，而应该置换一种思路：那就是，在一元论和反映论已经失效的前提下，“新伤痕写作”依然试图以一种对抗的方式来书写中国当下的现实，这是首先需要批评的地方；其次是，即使对抗式的写作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依然部分有效，我们看到的这种“对抗”却更多的来自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和一种简单的道德判断，是一种外在的对抗而不是内在的对抗，在这里面，看不到作家更多的主体性。也就是说，新的历史判断并没有在这样一种当代写作中生长出来，自然，也就生长不出新的美学，这是“新伤痕写作”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

注释 ：

1 李雪：《写实年代的虚伪作品》，《文艺报》2014年5月14日。

2 徐刚：《在“谎言”中发现“真实”》，《文艺报》2014 年12月26日。

3 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南方文坛》2007 年第 6 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