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晨亮|从一个奇特的现实主义者说起| 特稿

  个人简介

徐晨亮，1979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2007年进入《小说月报》编辑部，2014年起担任执行主编。2018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当代》杂志编委。曾主持编选多种小说选本，有诗歌、评论发表。

在围绕当代小说现状这个主题持续堆叠的言说中,“现实”“现实主义”等词汇总是摆在手边的工具箱里,供人们随时取用,以支撑或加固各自振振有词,有时也针锋相对的见解。时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批评当代作家太过沉迷于写实,以致在现实中泥足深陷,失去了艺术借以跃升、飞翔的想象力;另有一种声音则认为许多小说作者已习惯于无根的虚构,一下笔便落入俗套,不肯脚踏实地观察现实、研究生活。其实,不管是认为当代小说“过于现实主义”还是“不够现实主义”,这些见解之间的分歧常常源自言说前提与分析样本的差异,其背后的论述逻辑或“认识装置”中却存在着相似之处,即把“现实主义”当作某种内核稳固、边缘清晰的实体,借以称重或测量特定的作品。是不是还有理由追问,“现实主义”是否已固化为端坐主席台上用瓷盖杯喝着热茶,惹不出争议也燃不起激情的“中性化”概念了呢?我们还能设想,它再度像文学史上曾发生的那样,如诱导剂或催化剂般在一个当下的年轻写作者那里引发化学反应吗?如果梳理这个概念的起源和争议,曾经历的“内部矛盾”与“边界纠纷”,是否可以将之重新打开、有所激活,开辟出一片“战场”?且慢,以上这些战略意图听起来太像纸上谈兵,我们还是先从一位曾把“现实主义” 当成武器的批评家说起吧。

本雅明“拾荒者”的意象,时常有人引用。 “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用棍子串起片断的言语和零星的对话,把它们扔进手推车中......”这段话描述的其实是本雅明的好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受教于克拉考尔的阿多诺则将这位德国批评家称为“好奇的现实主义者”(theCurious Realist),这里的“好奇”也可读作“奇特”——早在 1981 年, 他的《电影的本性》一书就被译为中文,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主要被视为电影理论家,而从电影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观点,实在可以形容为“奇特的现实主义”。其中反复陈述 :电影只有“记录和揭示物质现实”,克服追求成为艺术作品的造型倾向或讲述故事的企图,“才成其为电影”,即使与同样坚持“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巴赞相比,这样的理论也显得顽固而缺乏弹性。而作为一部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理论著作,引用的例证竟然大部分是无声黑白电影,这也足以让后世电影史家的批评显得并非无的放矢。更为奇特的,是克拉考尔对于“现实”的某种特殊执念,在他看来,电影就其手段而言是“照相术”的延伸,尚未被艺术加工、“赋形”的稍纵即逝之现象、流动无序之生活、破碎乏味之现实,才是“电影的真正食粮”,而电影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便在于,通过“攫取物质现实的表层”,“自下而上地”解决时代深层性、总体性的精神难题——如此跳跃性的论述很难说是严格整饬的“现实主义电影美学”,而更像某种借电影为素材的思想实验。

克拉考尔逝世多年之后,随着他流亡美国之前,特别是在魏玛时代留下的题材广泛的作品“重见天日”,西方学术界重新发现了这位被遗忘与遮蔽的批评家,相关成果近年也有部分被引介到国内,让我们发觉将《电影的本性》的副标题译为“物质现实的复原”或许带来了一种长时期的误读,其中redemption一词本来包含的“救赎”之义,这才是克拉考尔一以贯之的关怀所在。早在 1927年的《大众装饰》一文中,他就表述过这样的看法 :“要确立一个时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占据的位置,分析其不起眼的表面现象比那个时代的自我评价要可靠得多。”克拉考尔具有先驱性意义的大众文化研究,正如“拾荒者”一般,捡拾起形形..破碎的“表面现象”,从建筑与街道、日常用品、白领雇员生活到侦探小说、旅游、舞蹈、杂耍、戏剧等等,初稿完成于流亡美国途中的电影研究既是一种延伸,也是回顾性的总结。从现实碎片中理解现代性,自然得益于西美尔的启发, 而克拉考尔的危机意识则更接近于卢卡奇。《小说理论》开头著名段落中所形容的那个“意义充盈”的幸福时代的消逝,及所带来的无家可归之感与人之完整性的丧失,同样也是克拉考尔思考的起点。不同于卢卡奇的方案,克拉考尔选择了另一条更为曲折的道路来寻找“总体性”。在他看来,现成的“总体性”方案常常是抽象思维的结果,与时代的病症“同构”,而他从电影捕捉现实碎片的特性中发现了一种潜能,得以将麻木的日常生活中被遗忘之物“救赎”出来,“自下而上”地重新拼合出人与世界更为整全的关联。

克拉考尔面对的时代难题是否让我们有所共鸣,并非本文重点所在。他所提供的或许是 “现实主义”原本包含的多样化方案中的一个样例,即放弃以一目了然的方式与打上引号的“现实”发生联系,而是作为一个好奇心重、不克自制的探险者,深入现实的丛林,冒着迷失道路的风险,从未经加工、“赋形”的外在现实碎片之中寻找与世界重建联系的契机。用他的话说: “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用手指尖来触摸现实,而且要抓住它,和它握手。”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家弋舟曾在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的读后感中,将这部代表了新时代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作为别具 “校验之用”的参照,反思“我们的文学现状下” 普遍存在的症候 :“小说家开始过度迷信自己,在写作中,将自己一己的体认赋予‘典型化’的想象和预期,在潜意识里自认小说家本人便能够代表众生,自己确认的‘现实’才是唯一的现实。”恰如他所观察到的,当下不少作品试图论证的“现实”只是作者自己的想象和虚构。不管是批评当代小说家“沉迷于写实”还是“写实能力低下”,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惯性化的庸常写实作品喋喋不休地诉说“现实正是如此,现实不过如此”,最多只是“用手指尖来触摸”现实,恰恰远离了“现实主义”本来包含的某种“与现实握手”的兴趣和深入到现实丛林中去探险的精神。

本雅明在《柏林童年》的开头写道 :“如果你想在城市里迷失,就像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那样,则需要练习......”他的好友克拉考尔大概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我们相信,文学依然具有从时代的喧嚣碎响之中捕捉到现实脉动,进而让这个世界从冬眠状态中恢复活力的潜能,恐怕也需要先忘记种种可能遮蔽现实的现成路径,练习“迷失”在现实纷乱的碎片之中,重新发现自己的道路。而同样,我们也需要以更大的耐心呵护“现实主义”自身的多样性与不规则性,甚至包容各种“奇特的现实主义” 探索。套用《电影的本性》中多次引用的费里尼的说法,一部好的小说“不应当指望成为一个独立自在的艺术品,而应当含有错误,就像生活、像人们那样”。

【作者系《中华文学选刊》执行主编】

 "

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