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涛|作为一种“实践”和“精神”的现实主义|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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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涛，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曾获得《扬子江评论》奖和《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说,现实主义是“每个人都挥舞着对付左临右舍的意识形态旗帜,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才具有的品质。无论对谁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关注,才想批驳一下它之前的流派的”,“一次次的文学革命总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得以完成的”。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的文学变革, 现实主义几乎都或隐或显的身在其中,成为理论的武器或者反叛的对象。譬如新时期之初的 “现代派”论争,就和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今天谈论现实主义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背景,很多问题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 [本文来自：www.11jj.com]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现代派”的论争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倾向,就是把文学问题归结为两种道路的问题。袁可嘉曾写文称,在论争过程中焦点从“中国现代化是否需要中国现代派”变成为“中国现代化是否需要西方现代派或西方式的中国现代派”。这显然是两个互有联系、但又有不同实质的问题,混在一起势难扯清。袁可嘉的文章指出了“现代派”论争中存在的批评的错位问题,文学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纠缠一起,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很多问题并没有搞清楚。

其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现代主义的倡导往往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的不满上。戴厚英在《人啊, 人》后记里讲到,现实主义的方法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不是最好的方法。她认为有些作家感到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不足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因而也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了, 于是开始了艺术上的探索和革新。“会不会形成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学新流派呢?我看如果不遇到意外的风暴,是很有可能的。我热切的呼唤这个新流派快点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有高下等级的,如同现实主义曾经被定于一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概念和方法上都有明确的界限,有着异常“纯洁”的面孔,那一时期的作家很多不同的理解、主张和尝试虽然偶尔出现, 但终归不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实主义必须要警惕的,单一化、排他性的规范显然不利于文学的发展。

和现实主义一样,现代主义很长时间内作为“高级”的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作家甚至认为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阴影”,阻碍了当下文学的发展,“九十年代以来,不少新作家崛起,他们起点都很高,都有才华,也有很高的抱负,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大作品’出现?这已经成为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追究起来,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比较隐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今天的很多写作,仍然都和现代主义写作有着很亲密的血缘关系,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可是往往不自觉”。这是当年现代派的提倡者李陀在长篇小说《无名指》进行“反向实验”、重回现实主义的一个原因。他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显然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派论争遗留问题的回应,也是李陀当年很多观点的延续。

“现代派”论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李陀等人谈形式变革的问题, 但批评者“不太赞成汹涌澎湃的文艺变革潮流, 总是不断地从内容上来根本否定文艺的这场变革。”但事实上李陀等人并非只关注形式,并不忽略内容的重要性,他说,“就技术探索而言,寻找发现、创造适合表明我们这个独特而伟大的特定内容的文学形式,是我们作家注意力的一个焦点”,但这一前提基本上被批评者忽略了。纠结于形式和内容谁更重要的论争,在无形中使二者对立起来。而且梳理论争的文献,可以发现争论者所言的“形式”并无歧义,但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并非同一层面,并没有形成对话,因此形式和李陀所言的“特定内容”此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结合和同步发展。就如李陀所说, 二十世纪以来,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被人从诗歌大量搬进了小说,成为小说表达的最普遍的性状,甚至成为小说连接“现实” 的主要手段。因此他尝试降低这些因素,重回“写实”的方法,写出生活可见、可闻、可以抚摸的质感,同时重视“人物”和“对话”,这些尝试不管是否成功,在今天显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现代主义是否成为李陀所说的阻碍暂且不论(李陀并不认为现代主义已经过时),但至少提醒我们现实主义的方法仍然是有空间的,其中蕴藏着产生史诗性“大作品”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现代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现实主义仍具活力,如陈忠实所说,现代派文学并不适合所有作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他写到 1985 年的一次创作研讨会,“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 :‘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当时,澳大利亚羊在中国大面积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的重点地区。路遥借此隐喻现代派和先锋派的热潮,他崇尚的仍是现实主义, 属于陕北农村一贯养育的山羊。

今天我们回顾新时期之初的现代派论争, 可以发现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文学如何更好地表达现实,是一种具有探索精神的实践和尝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内容和形式不应是对立的, 这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所要注意的问题。现实主义显然已与以往不同,它已经吸纳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显然应该更为开放。今天我们再次谈论现实主义,与其谈论一种方法和规范,不如说是谈论一种“实践”和“精神”,即我们的文学应该如何建立与时代的关联,如何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状况的作品。我们不必纠缠于现实主义的方法究竟应该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从时代、从现实出发,如何发现和表达新时代现实的变化和不同面向,找到自己和时代、现实之间的关联,每位作家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的很多观点仍然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他说“: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 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它给了作家们以多么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啊!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性的话,如果说它对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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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