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数字化时代如何现实主义| 特稿

  个人简介

曾念长，文学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著有《断裂的诗学》《中国文学场》等。现供职于福建省文学院。 [原文来自：www.11jj.com]

现实主义文学以外视角著称,具有见证时代的功能,也前所未有地扩张了文学的史诗抱负——以诗性语言来记录历史的客观进程。不过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数字化语言所向披靡, 对诗性语言构成了极大挑战,也对当代现实主义提出了难以回避的一些难题。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在当下讨论,就显得极为突出。几年前,郭敬明打造了一部电影,叫《小时代》。这部电影一度很火,自有它的道理。它说中了许多人的心思——在充满欲望的物质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渺小的。但这个渺小是一种内心感受,建立在内视角之上。如果从外视角看,恰恰相反,我们处于一个大时代。过来人大概不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过去二十年左右,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变。时代在加速度前进,常常使我们回首间惊觉今非昔日,有如梦幻一般。但是我们也时常抱怨,时代如此波澜壮阔,我们却没有读到一部与之相匹配的史诗性作品。问题出在哪儿?不能怪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都偷懒了。还是有作家在努力的,每日深入生活,阅人无数,就差没把生活的牢底坐穿。但最后,他们还是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发现,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太一样,过去二十年的巨变排除了战争和政治的因素,主要是由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来推动的,因此整个过程极为理性,虽然翻天覆地,却没有给人动荡感。对作家来说,动荡感很重要,可以唤醒他们的时代意识和道德敏感。杜甫说,文章憎命达,这个“达”字,按我理解就是过于顺畅,少了动荡感。倘若没有这种动荡感,建立在人的外部感官之上的外视角将逐渐丧失灵敏度,不能将千古事传递给寸心知,也就写不出好文章来了。但也不是说,因为没有动荡感, 人类从此失去了描绘大时代的热情和能力。只能说,在工具理性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的外视角不再那么有力了。在文学之外,用数字武装起来的外视角则变得异常发达,并且反过来挤压文学的感性认知功能。

用数字来表达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我们姑且称之为数字化呈现。二十年前,“数字化时代” 和“数字经济”等说法开始流行,一度引发社会各领域的讨论。人们被告知,一切日常生活, 包括个人命运,都将交由数字来裁决。没过多少年,人们又被告知,人类已奔进大数据时代, 一切疑难杂症,皆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全面而精准的结论。大数据这个概念的出笼,一开始就包含着某种人类野心——将各种碎片化信息整合起来,重建人类对世界的整体性理解。于是,这个时代的大小变化,以及人们对这种变化的反应,都统统交给数字来表达。经济总量, 高铁时速,房子均价......当然在这些数字背后, 还有更为纵深的裂变,包括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等等。但是这些变化都缺乏戏剧性,被大数据覆盖着,很难转化成史诗性叙事。这对现实主义作家是个极大考验。一切事物都转化成数字,人、故事和情感被遮蔽了,作家空有一身本领,找不到真正的叙事焦点。这让我想起温水煮青蛙——我们可以通过温度变化来准确描述一只青蛙的死亡过程,却不能将其转化成情节和故事。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故事是它的生命线,而且最好是大故事,跌宕起伏,或充满了戏剧效果。

数字化呈现不仅掩盖了故事,也遮蔽了看故事的眼睛。我们越来越习惯通过数字来理解这个世界,依赖数字背后的判断力,而对故事和故事背后的情感波澜逐渐丧失了敏感,也失去了必要的敬意和耐心。以文学眼光来看,数字是肤浅的,靠不住的。但是现代社会如何说服一个市民多读文学作品,少读股市 K 线图呢? 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不能简单说,股市 K 线图背后有真金白银,所以看的人就多。与真金白银相联系的,还有工具理性,以及相对应的文本形式。数字文本对客观世界的呈现更加直观、简洁和精确,因而更被现代人依赖,也成就了一个读数字的时代。相比之下,文学的外视角就显得多余且无能了。

科学理性的扩张抑制了文学的外视角,使其见证时代的功能在萎缩。杨庆祥曾提出一个命题,叫“新伤痕时代”。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社会发生种种裂变,人们身处其中,经历了新一轮精神创伤,以此为经验的书写,可称为“新伤痕文学”。我们知道,伤痕文学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十年文革为时代背景。这个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动荡,一代人经历了重大精神创伤,因而有“伤痕”之说。照此理解,新伤痕来自新的时代巨变,和新的精神创伤。我大体认同杨庆祥提出的命题,以为此说颇能切中当下,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做出了准确概括。然而也仅是在理论上准确,回到创作中来,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有许多作品在书写新伤痕,却不能引发共鸣,不能向公众传达一个时代的共同经验。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种具有宏阔视野的文学外视角已经失灵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局部,感受到的,也是支离破碎的。

但我并不是说,传统现实主义已无可作为。回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原版现实主义有两大法宝,其一是见证,其二是批判。前者必须在当下进行新的调适,而后者恰是可以不折不扣地继承。是批判,而不是内省。这是一种来自外视角的精神立场,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杰出作家看待和参与外部世界的热情和姿态。当时欧洲新旧交替,动荡不安,不仅需要见证的文学,也需要批判的文学。巴尔扎克、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我们依然在仰望现实主义文学的星空,不仅是因为他们记录下了时代印迹,还因他们坚持了一种批判立场,冷眼看浊世,至今令人难忘。

【作者系福建省文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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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