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老师：北宋是一个迷人的时代

北宋在我看来是一个迷人的时代。读钱穆教师的《国史纲领》，我们会发现北宋这个朝代非常新颖。在这个时代，整个民间达到了相当优裕的水平，而与此同时，北宋王朝从整体上看给人的印象却又是积贫积弱的。所以若是从某种我称之为“青春期历史观”的角度看，北宋实在是无足观矣。北宋从太宗朝往后根本上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没有过一次给人深刻印象的酣畅淋漓的大捷。这个王朝总体感触上是积贫积弱的。然则若是我们从精神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又会发现北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在某种水平上，仍然是空前绝后的。北宋的思惟艺术成就、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首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惟方面的器材在北宋都有其焦点。谁人时代随便一个准一流的人物，放到其余时代里，都是绝对的一流人物。在谁人时代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都未必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因为若是你把苏东坡算成一流人物的话，那么王安石、司马光就有点儿没处所放了。看到这批人物，我经常会想，怎么会展现这么一个新颖的时代，这么短的时间中国文化就从低谷一会儿达到了巅峰？

我们知道北宋前面的谁人时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阴郁的一页。我稀奇赞成钱穆在《国史纲领》里面的讲法，他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阴郁的一个时代。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华夏就经验了五朝、八姓、十三君；而且还四分五裂，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整个残唐以来的乱局导致的事实是，唐以前的整个社会文化积淀根本上都被打坏了。残唐五代的乱局导致从文化、政治组织到基层社会组织，只剩下一地鸡毛、一片瓦砾。一般景遇下，我们的历史上乱世都不乏英雄，比如三国，乱归乱，但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而五代却乱到了连英雄都没有的境地。整个五十多年的时间，根本上没有值得记住的名字。能记住的名字或许也就是冯道这样的人，此人历经那么多朝代的更迭而“直立不倒”，所以雅号“不倒翁”。当然能做“不倒翁”也确有其了不得的处所，但这种了不得若干有些鄙陋，实在不值得我们首倡，尤其是在今天。这种人格的卑琐一贯陆续到宋初，其实宋初士人的人格也很卑琐。北宋初年士大夫里面真正人格高贵高声的，多半是道教徒，如陈抟、种放之流。而整个儒家士大夫人格的卑琐是令人震惊的：真宗朝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一群人就鼓舞真宗去封禅，去做这种豪侈的无聊勾当。由此，你就可以隐约窥见谁人时候的一般人格形态。

令人诧异的是，到了仁宗朝，整个文明倏忽达到一个跃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景遇事实怎么来的？我在《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的导论部门有过对照具体的理会。我的理会是以王夫之的《宋论》为起点的。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新颖的问题：为什么基本像宋太祖这么弱的一个人，以这么弱的体式得了世界，却能给世界带来数百年的静谧，而且使这个文明很快就达到非常高的高度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得世界的体式：太上以德，像尧舜这样的；其次以功，吊民伐罪之功，像商汤、周武这样的；其次以力，力量充足强大，能够征服其他的国度，比如秦灭六国；最次还得能篡，篡位也是有前提的，需要经由精心预备，若是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储蓄，你根基就没资格篡，以司马懿的雄才节减，他活着的时候也没能篡成位。上述这些前提，宋太祖都没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个华夏因，王夫之给出的说法是：正因为宋太祖以这样的弱势得了世界，所以有一种器材被注入到他的心里，这个器材叫做“天心”。上天之所以把世界给了式子这么弱的一个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给他。而这个“天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畏。这样一种精神构成了北宋开国规模最根基的一个底细，我感受这是王夫之的一个洞见。正因为自己弱势得世界，所以有畏；正因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带来的不敢：下不敢残虐公民，上不敢苛待士大夫。总之，因为畏，所以宽容。用王夫之在《宋论》里面的理会就是，正因为畏，所以“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而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种施展。因为感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所以不敢去苛责别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琐，他用的体式不是去更严峻地要求他们，而是去养。北宋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的一种施展。这种宽容之风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

我们一般会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种概念当然是有凭证的。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宪法，却有不成文的礼貌。每一个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时候称为“祖宗之法”。我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就有一本书叫《祖宗之法》，写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开国君主确立的根本礼貌，对后世君主的行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北宋王朝有三条家法，是太祖立下的。个中最首要的一条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若是对比汉代，你会发现，汉代的宰相被诛杀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仅汉武帝这一代，他杀掉的宰相级的人物就有若干！然则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是根本上没有诛杀之罚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灭了，金人立了张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后来南宋朝廷对张邦昌的处理，最多也是赐其自杀而已。这要在其余王朝可不得了，这是要族诛的。而言事官就是谏官，古代有谏官的传统。言事官的责任就是提定见。既然你让他提定见，你就要对他宽容。北宋对言事官的宽容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水平，他能够许可言事官“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可以以风传的诳言为凭证来弹劾，而且有权拒绝透露诳言的起原。这不等于说言事官有权力造谣吗？怎么能宽容到这种水平！

 畏字带来的第二个方面是疑忌。忧畏之心一方面可以带来宽容，此外一方面可以带来疑忌。北宋的多少问题都在于其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郡县制国度的模式，从秦汉竖立以来，到北宋时已经经验了上千年的积淀，这一模式的各类优瑕玷、各类危险，在此前的历史中已经充实示意出来了。今天多少人讲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形式，甚至是独一合理的、独一合道德的政治选择。但我一贯感受这种轨制其实还未经由历史的充实磨练，这事儿生怕还得再看看，或许至少还得再过个两三百年，才能真正看清楚。北宋以前上千年的郡县制国度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所有危险的或许性都已经考试过了。各类各样危险的或许性像一面镜子，处处透出暗示和提醒，对这些危险的警醒，导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这反映在太宗的理念中，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严峻的管制。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为精微的水平，无邪运用权力的空间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

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廉价行事权的，就是说不克凭证沙场景遇的改变做计策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接触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改变要实时上报朝廷，不克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信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轨制选择的事实。太宗常说一个王朝“有内忧则无外患，有外患则无内忧”，若是要选择呢，照样选择外患对照好。因为内忧是致命的，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这样想也不克说全无事理，但历史经常布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

关于北宋在战争方面的无能，有各类各样的注释。有些注释非常有趣，但不大经得起推敲。比如柳诒徵教师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北宋为什么弱，因为从五代起，中国女人起头缠足。缠足导致女性身体变弱，事实生出来的孩子也弱，当然就打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但问题是，南宋初年的岳家军难道不是小脚女人生出来的？怎么就那么强呢？同样有趣的是钱穆教师的注释——多少人都感受钱教师的讲法很有见识，但实际上也不大经得起推敲。钱穆教师说，古代战争中最首要的是骑兵，骑兵对步兵有强大的优势，这个很随意懂得。因为骑兵第一是速度快，这还不是最首要的；最首要的是骑兵可以穿重装甲。所以骑兵对步兵是有先天优势的。而骑兵必需有好的战马。钱穆教师讲，养战马有两条稀奇首要：第一，要有高寒的情形亲睦的水草；第二，要有对照空旷的空间。而中国古代出好马的处所都不在北宋边境内，一个在辽东，一个在西夏。北宋养不出好的战马，所以仗打不过。这个注释多少人都很信服。可按照这样的讲法，两宋以及此后历史中的多少史实都是注释不通的。在我看来，北宋的弱是轨制选择的事实。关于这一点，人人有时间可以去看漆侠教师的书。关于宋史的研究，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邓广铭教师、漆侠教师的研究都是我们研究的底细。作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纲要对王朝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军事方面施展得尤为光鲜。以神宗晚年为例。到元丰末年，王安石变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功能。最首要的功能就在于财富的储蓄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已经有充足的财富能够带动战争了。于是宋神宗带动了对西夏的战争。但几路大军派出去，居然没有统一的主帅，导致各路大军之间根基不克协同并进，最终以惨败收场。北宋在国防方面真是堪忧。你看北宋的版图就知道了。造成这种式子的首要原因在于王朝初年向北征讨晦气，转而向南征讨。在朝代初兴的时候必然要把最艰难的处所拿下来。太祖朝没有拿下北汉，太宗朝虽然拿下了北汉，但在攻打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失利，这导致燕山山脉这个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别人的屏障。而开封又是个四战之地，到了冬天，辽人放马南牧，几天就能打到开封。太祖晚年曾经要迁都，想迁都洛阳，然则迁不了。为什么？因为洛阳在物资集散方面的便当水平，远低于开封。唐往后的统一王朝，都在大运河沿岸建都，根基原因在于物资转输的随意。

北宋虽然富庶，但整个国度一贯是一发千钧的，这种盛世隐忧的事态，构成了士大夫精神醒悟的根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养士之风，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强调士大夫精神，鼓励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起头，进士及第往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儒行》强调的是刚毅挺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励的倾向。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多半可以看到《儒行》的影响。北宋时期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氛围——容忍士大夫在必然限度内对朝政的指摘。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式子，某种以世界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发自然地涌现出来。

范仲淹“乐以世界，忧以世界”的精神，是那一时期士大夫精神风格的典型。我经常讲，任何历史主体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时代，这种“忧”的精神都是弗成或缺的。“忧”这种精神，当然不是范仲淹的发现。《孟子》一书中早已讲到“忧”这个字。我们去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章。要懂得“劳心者治人”这句话必然不克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这句话后背短短两三百字的一段，“忧”这个字展现了六次。个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首要在于所忧对象的不合。对于“劳心者治人”这句话，若是带着懂得、而非简练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应该译为：唯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公民的人。“忧”是最深的爱，而且不是占有性的爱，是承担性的爱。生活傍边，最强烈的“忧”施展在父母对子女的爱傍边。正因为这种“忧”的精神，所以北宋的思惟主体可以深入到时代傍边来。北宋士大夫精神里两种倾向最为强烈：

一种是政治革新的倾向。仁宗朝起头，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强烈的政治革新诉求。从范仲淹起头就一贯要革新，直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所谓的保守派势力的反弹，然则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也有多少人是赞成革新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认为必需得改，关键在于事实怎么改？是不是必然要像你王安石那么改？除革新方案的不合外，二程还认为王安石不克“与工资善”。《孟子》中讲“与工资善”的意思是“取于人认为善”。王安石拒绝容纳别人对他的指摘，这是程颢最不克接管的处所。要求政治变革，是谁人时代士大夫的根本共识。这一个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革新实践中施展到了极致。另一种倾向，则施展为对整个文化的焦虑，对人伦秩序的焦虑，由此必然发生对人伦秩序放置及其背后的哲学情由的关切。若何抵当佛老的冲击，用一种理性的、人伦的生活立场来引领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就成为宋代士大夫焦虑的此外一个倾向。那么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发，首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首要施展。我们适才讲到忧的精神，“乐以世界，忧以世界”的精神，以世界为己任的承担意识。这种承担意识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或许至少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达到如斯强烈的水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困穷吃力学的普及性。北宋士大夫普及有困穷吃力学的经验，像范仲淹、欧阳修、胡瑗这些人，全都是困穷吃力学的范例，范仲淹是个中的代表。范仲淹年青年头时在一个寺庙里读书，到冬天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泼醒了之后持续读书。穷得不成，天天熬粥一锅，划为四块，天天就吃这一锅粥。欧阳修的父亲作古得早，早孤，他的母亲用芦苇秆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到近邻的一个李姓的财主家里去看书，看到有一些残缺的书扔在垃圾筐里，欧阳修就拣出来读，感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这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要了过来。他的文风受韩愈影响最大，根子就在这儿，以至于欧阳修成年往后，还要络续收集韩愈的文章。

第三点是道德的自我节制力。当时士大夫傍边普及地具有很强的道德的自我节制力，他们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的虔敬。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放达之士，对照前朝而言也要严谨多少。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种私生活的立场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为普及的风尚。比如，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两个人都拒绝纳妾。程颢指摘王安石变法，但在不喜坐轿这一点上去口与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颢认为坐轿等于“以人代畜”。即使苏东坡这样的人，虽然文章写得潇洒了些，然则私生活照样相当严谨的。东坡就是情趣太多。那真是个天才，做什么都行。儒释道都有研究，还精晓炼丹——他的文集里有多种丹方。自己会酿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自己怎么酿酒，连这事儿都写得极细腻。书法就不用讲了，画也好，虽然撒布下来的极少。文章那是写得时兴。苏东坡讲自己的文章时说：我的文章“如遍地起原，不择地而出”，就是说像来源活水那样随便哪个处所都能涌出，而且“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该着文字的处所必然写到，该停下来的处所自然也就停笔了。他还会做菜。东坡深嗜吃肉，后来东坡和程颐之间矛盾爆发，就跟吃肉有关。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收入少了多少，不克天天吃肉，倍觉郁闷。他居然会想到去找到某种菜，做出来口感对照接近肉。但即使这样感性的一个人，总体上讲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当严的。

第四点，排抵佛老，倡导儒家的理性生活成为一种普及的人生立场。当然也有一些人杂于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于佛老的也不少，像苏东坡早年曾极端反感释教，碰着和尚必挫辱之而后快，到后来人生碰着挫折往后，也以逃于佛老为归宿。尽管如斯，从士大夫精神的整体倾向看，排抵佛老照样当时的主流。

选自《宋明理学十五讲》

杨立华，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首要出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出版专著有：《一本与生生：理一元论纲要》（三联书店，2018年）、《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内丹概念下道教长生手艺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概念》《宋代思惟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惟》《帝国的话语政治》等，揭橥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书院中国文化成长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民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经受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旗子：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家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责任编纂：冯可然

部门图片来自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