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5)

一些绝症患者利用自己购买特殊药品的权限，从医院购买相关药物卖给药贩子进行倒卖；药贩从本地市民手里低价收药，再卖没有医保的外地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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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病人负担不起医药费用，只能从药贩子手里买非法途径的低价药。

药贩子说我赚了钱，但我也救了命；病人说，我违法了，但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这个逻辑和电影里程勇的初衷一样：我..，你活命。

程勇与通过海路帮他运货的印度厨子

在生死面前，活下去是唯一的道德。

这也是现实中陆勇案最大的争议点：

秩序是为了保障人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存，但某些时候它恰恰阻碍了人的生存。

秩序的推进、体制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大多数病人等不到那个时候。

《药神》的结尾，程勇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能解一时之急，脱离了制度的保障，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普度众生。

审判的最后，程勇那句“我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吧”，既像是一句对无奈现实的叹息，也是一次发自内心的祝祷。

写在最后

秩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答案似乎永远无解。

《药神》中的程勇案是一个海因兹偷药式的道德两难问题。真正该引起舆论关注的，不是走私仿制药“对不对”，而是“为什么会这样”。

在个体生存权益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纠结于对错对现实并无多大助益，发现病因并找到解决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药神》这部电影真正的社会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