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文青常见的“小资病”，其实三十年代就有了

文青和小资的标志是什么？是咖啡厅、霓虹灯、跑马场、烟士披里纯？或者是技艺上的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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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什么，早在海派散文与30年代魔都上海的相爱相杀之中，这些“小资情调的要素”渐迷人眼，作为一管强力的精神安慰剂和兴奋剂昙花一现，，然后随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的降临，暂时地封存进了历史的黑洞。

在吴晓东教授的新书《1930年代沪上文学风景》中，他详细回顾了海派散文的缘起、矛盾和最终的运命，为我们了解小资文化的老祖宗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

在30年代，移居上海的章衣萍勾勒了一幅都市化的“茶话”情境：

“在斜阳西下的当儿，或者是在明月和清风底下，我们喝一两杯茶，尝几片点心，有的人说一两个故事，有的人说几件笑话，有的人绘一两幅漫画，我们不必正襟危坐地谈文艺，那是大学教授们的好本领，我们的文艺空气，流露于不知不觉的谈笑中，正如行云流水，动静自如……”

这种都市茶话，构成的是海派作家们忙里偷闲的舒适消遣，同时也是“不知不觉的笑谈中”酝酿的“文艺空气”。海派散文正是诞生于这种“茶话”般的话语情境中。

与章衣萍主持的《文艺茶话》相映成趣的是1928年8月6日《申报》出现的专栏《咖啡座》，并直接催生出张若谷的一部取名《咖啡座谈》的散文集：

“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止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它的最大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咖啡的确是近代文学灵感的一个助长物。此外凡是一件作品里能够把咖啡当作题材描写进去的，就会表现出都会的情调与享乐的生活，浓郁的氛围气，与强烈的刺激性。”

对都市先锋作家们来说，咖啡是以其“浓郁的氛围气，与强烈的刺激性”与“都会的情调与享乐的生活”相关联的，实在是不容小觑。

张若谷还应用黄震遐的文字：“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

如果说章依萍的“茶话”的语境中多少存有一些本土文化意味的话，那么“咖啡座”则更裹挟一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是《申报》直接移植和挪用西洋艺术语境的产物”。

这种海派散文创作的原发性语境也同时要求一种与之适应的阅读情境，1933年3月《现代》第2卷第5期上关于《灵凤小品集》的广告描绘的正是与海派散文的话语相适应的读者阅读情境：

“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都是读小品文的好时光，从三四分钟便可读毕的短文中，你将获得生活苦的安慰，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

与周作人笔下的五四也有的闲话小品文的语境对比，即可看出，周作人描述的“江村小屋”，“烘着白炭火钵”等，可以看成是京派小品文的理想。

而“艳阳天气，在水滨，在花间，在灯下”，则是海派所追求的带有浓厚唯美化意味的境界，或许与大都市生活的繁复、苦闷、刺激、疲惫以及梦幻般的心态相互生发。

而《灵凤小品集》的广告词中“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的措辞也令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所收入的《窗》中描绘的情境：

“从一个开着的窗户外面看进去的人，决不如那看一个关着的窗户的见得事情多。再没有东西更深邃，更神秘，更丰富，更阴晦，更眩惑，胜于一支蜡烛所照的窗户了。日光底下所能见到的总是比玻璃窗户后面所映出的趣味少。在这黑暗或光明的隙孔里，生命活着，生命梦着，生命苦着。”

那些大都市中“活着”、“梦着”、“苦着”的读者在读海派散文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也许恰是“生活苦的慰安，神经衰弱的兴奋剂，和幻梦的憧憬”。

海派散文的精髓由此与大都会的气质构成了同一的关系。都会滋养了海派小品，而海派散文也形神毕肖地描绘了都市。都市的繁复性、都市的日常性、都市的先锋性、都市的刺激性，都是海派散文大显身手的地方。

从海派散文中，可以随处捕捉到的，是作家们对都市生活的耽溺，正像胡兰成复述的40年代张爱玲的话：“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

海派散文在骨子里所表现的，正是作家与都市的亲和力。当然，在表象上，海派唯美-先锋作家们力图表现的，是都市体验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

海派散文的悖论式图景体现在，一方面作家们试图提供给读者对“生活苦的慰安”，而另一方面，则是提炼着“神经衰弱的兴奋剂”，愈加刺激读者“自家的神经”。因为作家与读者所共同分享以及时时面对的，是“都会的诱惑”。

都会的诱惑，刺激着海派作家们的神经和欲望，激发出的是都市享乐主义的倾向。繁复而且强烈的“享受艺术文明的欲望”已经成为30年代上海的都市意识形态的基座和底蕴，甚至被赋予了文明再造的正当性，如《时代画报》即名正言顺地倡导一种享乐的“意趣”：

“我们要为国家造富源，尤其要使人民心理向上勿苟且，务须发挥具有享受的意趣……我们大胆地极力提倡时髦和漂亮，不作无病呻吟，完全抱着奋斗前进应有的进展。”

这番话虽然说得疙里疙瘩，但背后的理念是清楚而鲜明的。海派散文所顺应的正是这种都市理念，表现出对都市摩登的沉迷和眷恋。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图景，因此首先进入作家们的书写视野。

与左翼作家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姿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海派先锋-唯美文学家们把都市看成是现代艺术的中心：“我始终信仰文化的发祥，必集中于大都会，都会间的一切生动活跃与热闹刺激的现象，都是酝酿为文化的‘酵素’。”                                                           

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享乐主义所面对的历史性难题在于：欲望的耽溺之中是无法生成生命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救赎的超升的可能性的，所以愈是追求刺激的强度，愈是“拼命地要求肉的享乐”，愈是“想忘记了苦闷”，生命的苦闷反而愈发强烈。这就是海派散文所蕴含的都市的终极悖论。

《现代》杂志上关于章衣萍的随笔的广告称“尤能使读者在微笑中感觉到好像受了苦的矛盾味”，恰到好处地描绘出章衣萍以及海派随笔携有的复杂而矛盾的美感特征。

正如海派散文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章克标所回顾的那样：

“我们这些人，都有点‘半神经病’，沉溺于唯美派——当时最风行的文学艺术流派之一，讲点奇异怪诞的、自相矛盾的、超越世俗人情的、叫社会上惊诧的风格，是修波德莱尔、魏尔伦、王尔德乃至梅特林克这些人所鼓动激扬的东西。我们出于好奇和趋时，装模作样地讲一些化腐朽为神奇，丑恶的花朵，花一般的罪恶，死的美好和幸福等，拉拢两极、融合矛盾的语言。”

章克标揭示了唯美-先锋派特有的矛盾性，既是审美的矛盾性，更是世界观的矛盾性。海派散文也因此偏爱使用这种具有矛盾性的意象，譬如咖啡，既有苦涩的味道，又有浓郁的香气。这种矛盾之美，或许只有当时当地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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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子水  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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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作    者：吴晓东   著

回溯30年代沪上文学原生形态

尽现民国时期沪上文人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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