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懂贫穷，就懂“感谢贫穷”四个字多沉重

第十放映室就爱瞎说大实话

有意思的是，今夏最卖座的两个爆款院线片都是跟钱有关的故事。

[转载出处：www.11jj.com]

《我不是药神》提出了“穷病”这个无药可解的人生难题，《西虹市首富》用“一夜暴富”的白日梦轻松化解。

「药神」让观众哭得有多惨，「首富」就让观众笑得有多开怀。

大概为生活奔走的人们，都觉得贫穷之苦除了短暂意淫，实在无法纾解。

偏偏最近，各大媒体转发的励志故事中出现了四个字——“感谢贫穷”。

被“..”、“借呗”、“还呗”捆绑人生的你，是不是看了一阵刺眼、扎心，甚至想喊一句“WTF”？

事情是这样的，河北一寒门女孩王心仪以707的高分考取了北大中文系。

她曾经写过一篇“感谢贫穷”的文章，现在被媒体挖出来大做文章。

主流媒体用王心仪这个励志典范煲出了一碗“寒门也可出贵子”的鸡汤。

以致于那人人避恐不及的贫穷，在鸡汤文里都成了反衬意志之强大的动人生活细节。

事实上呢，在王心仪的六口之家，两个病号，两个要上学，一个需要照顾的垂髫小儿，全靠家里五亩地和爸爸做零活在支撑。

姥姥因为没钱乳腺癌得不到有效医治；

自己和弟弟因为交通不便上学来回跑一公里当锻炼；

全家没钱买新衣服，妈妈一件校服穿20年，自己穿老气衣服被嘲笑，姐弟穿旧的衣服小弟弟接着穿。

因为贫穷而遭遇的无力和伤自尊，并没有因为王心仪学习好而减少一分。

已逝北大才女张培祥在2005年刊载过的一篇短小说《卖米》，不久前又一次刷爆朋友圈。

文章详细描述了她与母亲两人担着140斤的米去“赶场”的细节。

自家的米，成色好、又干净。母亲想卖一块一，但人家只肯卖一块零八。

单价两分钱、总共3块钱的差别，母亲赌气没肯卖。

于是两人来回走了8里路，将米原封不动地挑回了家。

为了分毫之利承受肉体极限的事，就是穷人的日常。

这种事情十几年前在发生，十几年后依然还会存在。

捉襟见肘的穷日子是看得见的可怕，而贫穷带来的更多的是看不见的无奈与落差。

它让你无知，无知到听见“癌”这个词就以为无力回天；

“小凤雅之死”

它让你无助，无助到求学之路被别人偷天换日从此换了人生；

“罗彩霞事件”

它让你无力，无力到你有知识、有想法、有能力，想要挣脱束缚时再次回到死循环——没钱。

王心仪们寒窗苦读，用可能十倍于旁人的努力终于换得鱼跃龙门。

但在她背后呢，多的是一个个被卡在贫穷的死循环中透不过气来的人。

她感谢的是贫穷吗？她只是在感谢没被贫穷打倒的自己。

相比这些概率越来越低的底层逆袭，去年北京文科状元熊轩昂的一席话就实在得多。

“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

他没有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天赋，或者自己的努力。

而是坦承自己托了原生家庭的福，在教育资源上走了捷径。

同样还有一篇名为《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述》的旧文，让我看后，心中余波至今难平。

出身北京中产阶级的岳昕同学（曾向北大申请公开沈阳性侵丑闻的校方处理文件），真诚地剖析了自己身上的北大光环所带有的“原罪”。

北京的户口优势、家庭条件的全方位支撑、有文化的父母带来的教育与熏陶，莫说穷人，大部分的普通人所能想到的完美人生也莫过于此了。

即便同样是北大学生，王心仪以后的人生轨迹与他们还是有所不同。

有钱有闲的天之骄子负责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王心仪们首要解决的或许还是家庭的吃穿住行。

贫穷的烙印，远比我们想象中存在得更加久远。

《西虹市首富》里，暴富的王多鱼们终于有了钱，他们像小丑一样拙劣地模仿着富人的生活。

王思聪同款发型

越穷于是越膨胀，越膨胀却越让人心酸。

叫做上流社会的日子，根本就不是从穷人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甚至这个世界所有关于美好的标准、关于成功的定义、关于尊严生活的想象，制定权只在非富即贵者之手。

如果这是一场丛林游戏，穷人与富人之间就像一场起点不一、速度不一的龟兔赛跑。

乌龟剩下的只有无尽的追赶，并以他人标准当作镜子照映自己的生活，越照越难看。

偶尔，也会有岳昕这样对自己既得利益者身份保持清醒的人。

关于她的赢家人生，她如此总结道：

面对这些幸运，我无意感谢上天，一是因为我不信神，二是因为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社会结构性不公的结果，如果我感谢上天、自得其乐，那简直是又蠢又坏。

但这样的声音总是太少。

反观某报的评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有人说原生家庭的差距阻碍了寒门逆袭，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这种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言，既缺乏对贫穷的想象力，也相当于对那些深陷贫穷无法翻身的人唾弃道：你不努力，你活该。

这句话还有个变种：

“可怜/可怕的是，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努力。”

努力=成功，这个粗暴的逻辑公式无视了每个人先天环境的差异，以及这个差异持续造成的社会鸿沟。

处在长期失衡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穷人的“你不努力你活该”和女性的“你不自重你活该”是一回事。

它将社会公平的责任，完全推到了个体或者某个群体身上。

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除了是一个关于家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贫穷的故事。

没有血缘关系的柴田一家，住在东京市中心一座拥挤脏乱的小平房里。

贫穷是道天然的屏障，让他们即使住在市中心，也无法参与都市的骄奢繁华。

母亲初枝、治和信代夫妇、妹妹亚纪、儿子祥太，以及新加入的玲玲组成特殊的六口之家。

一家人全指望着初枝的老年金，甚至常常要靠偷东西来维持生活。

啃老+偷窃，正是为社会所不齿的鼠类蛆虫们。

在他们的生活语境中，你再来看某报中那句——

“最可怕的不是贫穷带来的苦痛，而是深处社会底层却失去了突出重围的决心”。

最可怕的，恰恰就是贫穷带来的苦痛。

这种苦痛，足以剥夺他们除去生存之外的一切人类权利。

治每天天未亮就要去工地搬砖，，但因为是临时工，摔伤了连保险赔偿都没有；

信代在洗衣房拼死工作，终于混成了时薪最高的技工，最后还是被裁员。

贫穷让疲于糊口的“家庭”一次次诉诸于非法谋生手段；

贫穷让贡献一切的奶奶死了都得不到体面的丧葬仪式。

贫穷让人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也得不到生而为人的尊严。

有网友形容这一幕“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光照进了鼠窝”

若这一切不是在是枝裕和的镜头里，而是发生在社会新闻里。

我们会同情他们，还是像电影里坐在一家人对面的公检法人员那样：

质问柴田治“你为什么要教孩子偷东西”？

质问信代“你是不是因为不能当母亲才诱拐孩子？”

是不是对公序良俗、社会秩序的信任会明显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呢？

想来，贫穷还是有一个作用的。

它将互相依存的人禁锢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又悬挂在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

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彼此依赖、互相信任。

《小偷家族》这类电影的暖色，因为贫穷的挤压而呈现出最深厚的浓度来。

这与王心仪感谢贫穷的初衷是一个道理。

此文结尾那些“感谢贫穷”的排比，正是现实生活中的是枝裕和式暖色。

感谢贫穷，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

你让我和玩具、零食、游戏彻底绝缘，却同时让我拥抱到了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童年可能少了动画片，但我可以和妈妈一起去捉虫子回来喂鸡，等着第二天美味的鸡蛋；

我的世界可能没有芭比娃娃，但我可以去香郁的麦田，在大人浇地时偷偷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