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中可以逆天改命的抉择不过一两步(2)

《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就抓住了最关键的机会，1978年，他还不到十九岁，没上过高中。1966年停课闹革命后，跨越了12年的50、60后两代人，都没有再正经上过学，1969年复课闹革命，虽然老师在教课，学生恢复上课，但全部是开卷考试，教学秩序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样形同摆设，学生的任务就是玩，家长也完全不问孩子的成绩。少数能在那十年能上大学的人叫作工农兵大学生，是通过门路和政审推荐的，这种学历含金量可想而知。

1977年冬天突然的大学招生仍旧需要严格政审，只向少数人敞开大门，1978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平等靠文化成绩入学。因为老三届（1966年之前上过初中高中的人）和弟弟妹妹们相比，算是系统的学习过文化课，所以他们的录取分数要比其他人高出100分，即使这样，这个机会也像绝望长夜里的一点微光，为了它可以赴汤蹈火，不惜一切。

已经回城当工人和仍在乡下的知青，为了争取复习时间不惜自残，受伤后可以猫在宿舍偷偷看书；还有当场离婚，抛弃在乡下已经生下的孩子的；女知青的遭遇就更加残酷，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还有李小璐的处女作《天浴》，都描述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淹没在时代洪流中的个人声音是多么微小，尤其是女人。那些偏远地区，政策的阳光很难普照，基层执行者依然为所欲为。

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或许太过残忍，但要是看过80年代初有亲身经历的作家们写的伤痕文学，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身娇肉嫩的知青在乡下十年什么都懂得了，懂得了机会的稍纵即逝，懂得了人与人永远不平等，懂得了出身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摧毁。

宋运辉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幸运儿。幸运的是他爱学习，上大学前他只在校长室见过《人民日报》，上了大学后得到接触《人民日报》机会，主动担任别人都不愿意当的读报员。《人民日报》在当时的中学生里可是稀罕品种，很少有人是天生爱苦读的，如果不是早知道知识能改变命运的话——可那时根本没人会有这样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