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特别企划】|余富强 胡鹏辉| 拟真、身体与情感:消费社会中的网络直播探析 2018年第7期

摘要:网络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使得参与网络直播成为一种现象级的消费文化。在消费社会中，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拟真机器，改变了媒介互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真实。在这种媒介真实的特点下，主播和受众分别以身体图像和虚拟礼物的方式实现了身体的虚拟在场，极大地提升了媒介主体之间的互动能力。而在网络直播这种参与性文化实践中，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过程伴随着情感消费，甚至两者是复合的。在网络直播空间，对于情感的管理不再仅仅是压抑性生产，也意味着诱惑性消费。这使得情感劳动的后果变得复杂，不再等同于情感的压抑和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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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直播;媒介真实;身体消费;情感劳动;情感消费 [原文来自：www.11jj.com]

近几年来，我国网络直播..在资本推动下呈现井喷式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占我国网民总体规模的47.1%[1]。随着移动智能硬件终端的普及和资本的强势支持，网络直播逐步由PC直播时代走向移动直播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极大降低了网络直播的门槛，促使人人参与直播成为可能。在这种全民直播时代，参与网络直播已经逐渐成为现象级的消费文化。

网络直播这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将来可能成为人与社会进行连接的重要媒介力量。目前，有少数研究者对网络直播中的媒介实践进行了探讨，主要聚焦于两个维度:一方面，从传播心理维度出发，研究者探讨了网络直播实践中的场景特性以及直播背后的狂欢体验和视觉文化心理[2][3][4][5];另一方面，从互动论的维度出发，网络直播被解读为参与式文化的普适与泛化[6]，并解读了网络直播间的直播互动机制[7]。可以看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和解读网络直播的传播特点和互动方式。而网络直播的兴盛，既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植根于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网络直播的探析，不仅需要审视其传播形态，更需要从社会结构和时代背景中把握网络直播参与主体的媒介实践。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媒介实践，本质上是媒介参与主体的消费实践。网络直播是资本和技术在消费社会之下融合的产物。通过网络直播所提供的无处不在的“屏幕”，人们在“镜面”之中不停地捕捉他人的生活。在这一数字消费实践过程中，人们彼此进行消费，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在全民直播的平民化时代，人们的日常行为能够更为便捷地通过网络直播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媒介产品。在多数网络直播..，无论是网络主播还是直播受众，青年群体成为直播媒介的主要参与主体。这些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在网络直播这样的媒介工具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融合。那么，对于这种以视频直播为主的新型社交产品而言，网络直播是如何与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直播参与主体实现紧密结合?这需要深入探讨网络直播的媒介消费过程，具体分析网络直播对于直播参与者的媒介实践的影响。因此，本文主张将网络直播置于消费社会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进行分析，重点把握网络直播文化中的媒介消费过程，以理解网络直播对于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参与主体的数字媒介消费实践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在消费社会的视角下，以泛娱乐直播作为研究对象，先分析作为网络直播媒介消费内容的媒介真实，在此基础上从身体消费和情感消费两个维度分析了直播文化参与主体是如何被整合至媒介消费实践过程之中。

在消费社会，媒介成为主要的拟真机器[8]。这种拟真，不是对真实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想象性的再现与创造。不同的传播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不同的“真实”。网络直播的兴起，使得媒介真实的模拟方式进入了新的阶段。网络直播使得人们第一次可以通过视频实时交互的方式呈现“真实”，其正在以极强的包容性将日常生活中各种事物和现象纳入自身的模拟机制之中。在网络直播消费过程中，人们的“线下”生活和“线上”生活获得了进一步的融合。随着全民直播时代的来临，网络直播成为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新形态的拟真机器。

网络直播所提供的媒介真实是媒介消费的主要内容。因此，分析网络直播文化，需要厘清网络直播所提供的媒介真实的特点。作为当下体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直播所带来的新的媒介现实，成为吸引人们参与网络直播的源泉。与以往的媒介形态相比，网络直播所呈现的媒介真实具有三大特点:图像化、即时性和双向参与。这三个特点共同建构了网络直播所提供的媒介真实。

第一，图像化。直播技术使得人们在互联网的日常交往过程中，经历了“文字文本—语音/图片/表情包—短视频”等互动方式的跨越。通过客户端和直播软件，人们可以将自己日常生活的声音、图像直接呈现至互动对象。在符合法律规范的情况下，生活世界的任何场景都可以作为直播的媒介内容。由直播形成的媒介真实，正在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随着直播技术的发展，具有“现实感”的直播场景日益丰富。这使得直播场景和真实生活中的界限逐渐模糊，直播将逐渐成为人们观看世界的重要入口。因此，网络直播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类似于电视直播的技术呈现，而是一种革命性的媒介变迁。不同于精心制作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网络直播技术的低门槛特性，使得网络直播可以实现对现实生活“无缝的”实时视频呈现。“无缝”意味着，网络直播可以将现实生活世界各种场景轻易地吸纳进入媒介世界。这极大地丰富了媒介所能提供的“真实场景”，扩展了人们的体验空间。

第二，即时性。网络直播实现了在虚拟..上的视频即时沟通。这种“即时性”反映了现场直播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则建构了媒介的现场感。现场感意味着“直播传输保证了我们与共享的、正在发生的社会真实相连接的可能性”[9]。“现场感”所提供的“身临其境”的信念，吸引了人们积极参与网络直播。因此，网络直播的“即时性”能够极大地增强网络主播和受众的图像互动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图像的即时互动正是网络直播区别于其他媒介的主要特征。

第三，双向参与。双向参与是指在网络直播的互动过程中，媒介消费者(受众)重新返回“表演”现场。在一般的视频生产过程中，作为受众的观众是缺席的、被动的。电视等传统媒介中，影像中的“角色”无法看到观众，却时刻假定观众正在观看电视，并利用语言、镜头等工具的转换实现与场外的观众进行互动。而在网络直播过程中，主播所在的生活世界成为视频呈现的主要内容，受众则通过发送弹幕和虚拟礼物两种形式直接与主播进行互动。这意味着，借由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等传统媒介图像文本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人”(制作人)走向幕后，“演员”和受众之间实现了直接的“面对面”互动。此时，受众不再是场内缺席的“第三方”，而是参与到了图像文本的生产，实现了由消极受众向积极受众的转变。

网络直播的上述三种特征共同促使了“表演者”和受众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媒介图像文本生产逻辑的重构。网络直播内容的生产中最主要的变化，便是这种媒介图像文本的生产中并没有固定的行动脚本和情节设置。这意味着，直播媒介图像的生产内容取决于网络主播和受众之间的互动程度和互动方式。在网络直播过程中，主播和受众成为媒介文本的主宰。对于直播媒介文本叙事的掌控，极大地提高了媒介参与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主播和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网络主播不再像传统的影视演员一样受制于组织的约束，受众也实现了与“表演者”的直接接触。网络主播和受众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直播媒介文本的叙事，这有利于拓展主播表达空间和受众多元需求空间。因此，在全民直播的背景下，网络直播对于媒介文本生产逻辑的改变，有力促进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多元表达与对话。

网络直播的图像化、即时、双向参与的互动方式，使得直播媒介图像文本的生产与消费实现了同步进行。由于网络直播的内容是在主播与受众的互动过程中即时生产出来，这模糊了直播图像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一方面，网络主播在生产图像文本内容的时候，同时拥有媒介消费者的身份。在与直播受众的互动过程中，网络主播有可能消费自我的身体、获得情感的慰藉，满足了一些自我的多元需求。另一方面，网络直播的内容不仅仅是由网络主播完全控制，而是需要吸纳受众的参与而完成。对于受众而言，他们既是直播内容的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直播内容的生产者。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受众的评价、提问和打赏等行为，以及网络主播对受众的即时反馈，正是直播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受众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成为产销者(prosumer)[10][11]。可以看到，虽然在直播过程中的角色位置不同，网络主播和受众都能够同时完成一定程度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消费。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网络直播成为现象级的媒介消费方式，不仅仅依赖于网络直播技术所提供的媒介真实吸引力，也与这种媒介真实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有关。具体而言，网络直播参与主体在消费社会中的个体化生存处境成为人们参与网络直播的媒介真实建构过程的重要推力。当今的消费社会中的个体正在日益从家庭、社区之中解放出来，日益成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个体[12]。在个体化的过程中，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个人空间。同时，个人也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组织所给予的约束和守护，日益丧失了归属感并面临更多不安全感。在当今中国，个体化的进程使得个体之间的人际纽带变得松散，并制造了大量孤立无缘的个体。

根据《网络主播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13]，网络主播以90后、95后为主，占87.5%。同时，根据艾瑞咨询关于直播用户报告显示[14]，2016年中国视频直播用户中，年龄以25~30岁人群占比最高，35岁以下用户整体占比超过75%，用户年轻化特征明显。可以看到，无论是网路主播，还是直播用户群体，绝大部分都是青年群体。而个体化的后果正是通过这些青年群体，特别是青年直播用户群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得以集中体现。在阶层日益固化的状态下，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这些青年群体中的很多个体难以获得以往从家庭等组织中获得的支持。原子化后的青年群体的精神更容易被孤独、无聊等精神状态所占据。通过参与网络直播所提供的媒介真实的消费过程，这些青年群体能够获得现实生活社会关系中难以获得的各种体验。在网络直播的媒介消费过程中，青年群体通过与网络主播的互动，能够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情感宣泄、慰藉以及归属感，缓解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压力。可以说，对于以直播用户为主的青年群体而言，参与网络直播的媒介实践为这些个体提供了一种暂时缓解个体化负面后果的可能途径。

参与网络直播的媒介真实过程，实际上是进行一种非物质的体验性消费。以青年群体为主的直播参与主体，正是通过网络直播的媒介消费过程，以满足个体在原子化社会中的各种需求。由于网络直播提供了全新的媒介真实呈现方式，青年群体能够获得更为多样的消费体验。根据网络直播的特点，身体消费和情感消费成为直播参与主体进行网络直播媒介消费的主要内容。剖析这两种消费方式，有利于把握网络直播媒介实践，进而深入理解网络直播对于以青年群体为主直播参与主体的媒介消费行为。

网络直播所呈现的即时图像互动的媒介真实特点，使得身体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实现了虚拟在场。这种虚拟在场不仅指网络主播身体以视觉符号的形式在场，也包括直播受众身体以虚拟礼物的形式在场。这两种身体符号的在场，使得网络直播的参与主体围绕身体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力促进了网络主播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与沟通。

1.网络主播身体的在场与商品化

与其他社交媒介相比，网络直播的突出之处便是通过以视频图像进行即时交互。其中，对于泛娱乐直播在内的绝大多数网络直播而言，其主要直播内容是网络主播与受众通过屏幕进行“面对面”的互动沟通。这使得网络直播过程中，主播的身体由原来线上进行符号互动过程中的隐身缺席状态转变为身体图像的在场呈现。这种转变重构了身体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并赋予了身体在媒介传播中新的位置。在主播与受众进行交流时，主播一般都会拉近身体与直播硬件设备之间的距离，以更好地呈现自己的身体图像。这使得网络主播的身体，尤其是面部和上半身占据了屏幕的绝大部分空间，网络直播界面成为对主播身体的中近景特写。网络直播这种多数受众围观少数主播的互动过程，使得网络主播的身体图像居于社交互动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