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二月河去世：“清宫宇宙”开创者的文学成就与争议(2)

1999年，根据《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部电视剧造成的轰动效应超过二月河的任何一本小说。该剧包揽了当年所有的电视剧大奖，由于迎合了改革浪潮中某种官方心态，甚至成为了党政机关推荐收看的电视剧。在这部电视剧中，雍正被塑造成了“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忍辱负重，是为了推行利国利民新政不惜得罪利益集团的改革先锋，也正是这种刻意的拔高，成为了二月河身上最受争议之处。张明扬认为，公平地说，尽管小说《雍正皇帝》的确是一部对雍正的过誉之作，但书中还是描写了雍正的许多权谋，包括他性格上的弱点，类似于今天的“腹黑男”。尤其是在结尾处，将雍正的暴亡戏说成因与失散多年的女儿..而自杀，不但不是美化，反而是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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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扬写道，2018年，雍正早已成为中国舆论场的顶级网红，，以至于出现了“雍正（四爷）很忙”的说法，《步步惊心》《甄嬛传》等大IP都是以他为主角。但追根溯源，二月河才是那个捧红雍正的始作俑者。在张明扬看来，二月河的历史观的确是存在问题的，说是“盛世粉”甚至国家主义也不为过，但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雍正王朝》无疑是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而《雍正皇帝》也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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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cosplay爱好者”雍正

海南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刘复生在《从“新权威主义”到“文明的冲突”——当代历史小说的帝王形象谱系》一文中也谈到了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两部小说。文章指出，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出版。从形式上看，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改革小说”的痕迹，尤其是《雍正皇帝》第三卷花了很多笔墨写雍正变法。然而“清帝系列”的整体叙述重心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改革的必要性不再是小说所要论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一注定要成功的摧枯拉朽的改革过程中，帝王所展现出的雄才伟略，以及他们乾纲独断的胆魄，高超的权术和驾驭臣子的手腕，甚至可以说，改革本身有时也只是权力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刘复生认为，二月河的小说是“新权威主义”的形象教科书。“新权威主义”兴起于改革面临困难的八十年代末，这里的困难既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也包括旧有社会主义体制的负担等等。因此，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急需引入新的政治权威来建立秩序。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新加坡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简而言之，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市场，此时需要借助“权威”这只“看得见的手”猛推一把。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潮隆重登场，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时期的历史小说纷纷要到开创盛世伟业的历代明君那里寻找榜样和灵感了。

然而，这样的“权威”仍然时时面临着一种“合法性危机”，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给予论证和辩白，这也成为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必然要处理的问题。刘复生认为，《康熙大帝》中关于盛世的描述，已经构成了作为异族政权的清朝的统治合法性。而《雍正皇帝》则是直接回应了八十年代末改革带来的历史性创伤。这种合法性论述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深化，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绕过编剧刘和平去理解二月河了。刘和平强化了雍正的悲情色彩，将这个历史上刻薄寡恩的专制君主，刻画成了勤政爱民的劳模。小说中的雍正虽然也是一个正面人物，但二月河还是不断从臣子、亲信和侍卫的观察视角和心理感受出发，呈现了雍正逐渐“异化”的过程，可到了电视剧中，我们却只能看到他的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不被世人理解的委屈和孤独。

陈道明扮演的康熙皇帝

刘复生最后指出，很多人从“启蒙主义”的角度出发，批评“清帝系列”是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是反现代的历史倒退。其实，二月河并不反现代，小说的主旨是呼唤强人保证改革能沿着既有方向进行下去，至少是保住改革的成果和改革带来的新的利益格局。这才是二月河小说真正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