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里，你我都是待收割的韭菜(6)

这当然也不完全只是中国人才有的烦恼。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早就说过，在“上帝已死”之后，“命”的观念衰落了，人类从命运社会走向了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就曾在《寻找政治》一书中说过，当代的种种烦恼均可用德语Unsicherheit一词来概括，它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思：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在西方社会的情形下，“人们感到不可靠，为未来而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不敢面对集体行动所要求的风险”。 [转载出处：www.11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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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强调的是一种公民的公共政治，而在中国社会，人们面对不确定性往往既不相信专家，所忧虑的也大多不是公共话题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往往只能由自己承担。

当然，中国人眼下所遭遇到的某些情形，在几百年前的欧美也有过。正如《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中所言，那时候没有商标，消费者不受法律保护，“在‘买主自行小心’（意味买主对所购商品的品质自行负责）的原则下，卖方的个人商誉和消费者检测品质的能力，是唯一的保障。销售受限，买卖双方的关系为私人关系。”

直到19世纪的工业化才改变了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消费者越来越不清楚生产者、生产过程乃至产品内容，他们不得不信赖包装上的信息来判断其品质与真伪；反过来，生产者要让消费者信赖，就必须保护公司名称，“这种不具人格性的商业关系，要求人们信赖这样的生产者，即那是家家喻户晓的公司，有商标来代表它，但该公司的产品是哪个人所制造，没人知道。”

问题在于，当时很多公司也都在利用人们的心理来谋利，“但公司本身通常不讲信誉，产品只要名声败坏，他们就到别的地方，换上不同的名称，照卖同样产品。”

就现代化的历程来说，中国社会的经历也类似：原先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际之间取得信赖是很简单的事，因为你对长期相处的每个人的品德都很了解；然而在一个日渐去人格化的商业环境中，就需要一整套制度来保障这种商业信用。麻烦的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原先的种种信任机制都已逐渐失效（..中的“杀熟”可说就大大破坏了这种熟人间的信任），新的制度尚未完善健全，而许多生产者也只顾短线利益，还未看到树立长期的信用才更有利，最终的结果便是“买主自行小心”，由个体来承担风险。中国人装修个房子还要自己懂建材、装修、设计，说到底原因就在这里。

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由于人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环境时掌握的信息是不完整的、还常常是受干扰的，那他们如果不想成为被割的韭菜，就不得不自己懂行。

这原本是迫不得已的事，但如今反倒成了一种方便的指责，一旦有人受骗，就有人出来教育如何防范，仿佛都是当事人不够独立思考轻信所致。

既然很多事只有自己的判断才可信，许多人由此造成一种偏执的心态：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地相信自己的决定。很多人虽然找了代理，但却把他们踢到一边，自己亲自去看各种资源，把任何专业建议都看作是对外行的阴谋。尤其是那些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深信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的成功已经证明这是对的，凡事直接汇报给CEO，谈点事都要老板亲自出面，这能不累吗？这种所谓“扁平化管理”，本质上都是集权化管理。也就是为了应对风险，本该去推动专业化，结果却反而倒退回了一种更简单粗暴的模式。因为要促进这样的代理中介专业化，原本就需要更多人愿意接受付钱买服务，如果总是想着为了省一点小钱，又不信任代理服务，什么都自己来，那大概只能继续“心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