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语言·文化·技术——40年文论的三次转向

201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当然也是至今依然阴魂未散的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如果不拘囿于过度分化、细化的学科专业主义，我们会发现，上述时间节点对于反思文艺、文化理论的过去历史，瞻望其未来发展前景，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味。下面就围绕这些时间节点来讨论文论转型问题。 [本文来自：www.11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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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已经历“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21世纪以来又在经历新的“技术转向”。今天看来，前两次转向总体上我们是跟着西方模式走。从西方看，1968年“红色风暴”后，西方文论的“文化转向”开始极速扩张，其重要历史背景是：西方尤其法国知识分子由“街头革命”退缩到“书斋革命”、“话语革命”，于是后现代解构主义话语大行其道。今天我们反思“文化转向”的积极或消极意义，都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背景。在1990年代跟着西方进行“文化转向”的我们，是缺乏这种反思的。如果非要确定一个时间节点的话，我愿意把当下新“技术转向”开始的时间点定在2008年：这一年肇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袭击全球，使全球经济发展至今依然没有摆脱低迷状态。但理论界往往忽视了文论开始“技术转向”的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基础，即从2008年开始，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数字技术开始极速发展，并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物质生产方式和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生产方式。

在回溯历史之前，首先揭示一下“文化转向”的“完成”也是“终结”：主导“文化转向”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斯图亚特·霍尔等已相继离世。更为重要的是：大师们所追求的激进“理想”正在成为“现实”，而使之成为现实的，是当下正在进行的“技术转向”的终极目标“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开始像人一样“写作”，比如微软小冰已经可以创作被誉为文学皇冠上钻石的诗歌，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像模像样的诗集。在作为智能机器的小冰那里，“人”作为肉体凡胎的“生物人”之为“主体”已被彻底解构，颠覆“主体形而上学”的解构主义大业，正在被彻底完成。现代派作家曾追求过“自动化写作”，后现代大师巴特追求“零度写作”并宣示“作者已死”，福柯宣示“人已死”，这在小冰“身”上已被实现。德里达所追求的彻底解脱所指的束缚成为能指的无限蔓延的写作理想，也正在被真正实现。人在写作中想彻底排除自身感受、感情及外界所指物的影响（束缚）是很难的，而对于智能机器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它们没有肉身，因而也没有感受、感情的束缚，并且不受外界所指物的影响。微软小冰写诗是绝对的自动化的零度写作，是纯粹的能指链的无限蔓延。文化研究大师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或许依然部分有效，但编码者已不再是作为生物人的统治阶级，而是物理性的智能机器。那么，大众抵抗性解码所要抵抗的是谁呢？解构主义在哲学上所追求的瓦解“人类中心论”的理想正在被实现，智能机器人作为物理性的新“物种”将取代生物性的人类的“中心”地位。还沉迷在解构主义“后”字话语迷宫中的理论批评家们，宣称一个“后人类”时代正在到来，或者说，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正在被“后”掉。

而已实现激进理想的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们，总体上对现代技术并无好感，当下新技术所产生的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正是他们也常使用的一个词——“反讽”。但是，不管怎么说，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我们还继续跟着后现代大师们的逻辑走，最多只是狗尾续貂，想别开生面，就要明白“人工智能”已使大师们与我们“划清界限”了。他们是“非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师，我们则要做“人工智能时代”的理论研究者。文化转向中解构主义文化批判依然部分使用语言转向中结构主义文本批评中的话语，但基本“范式”已变，同样，在当下新的技术转向中尤其在其初始阶段，依然可以部分使用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批判的话语，但必须转换基本“范式”。当下操持“后”字解构主义话语的许多关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极致技术的文化批评，基本“范式”未变。因此，在理论上自觉推动基本范式的转换，非常必要。

今天看来，世界文论的三次转向，皆与技术尤其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转型相关：（1）与“语言（学）转向”相对应的是印刷技术，大致可以将这次转向视作安德森所谓“印刷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2）与“文化转向”相对应的是不同于印刷技术的新的电子传播技术，从对大众文艺生活的影响来看，尤其是电影、广播、电视等技术。代表文论“文化转向”的所谓“文化研究”，其实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阿多诺主要谈的是广播、电影等，本雅明主要谈的是电影，而从麦克卢汉和伯明翰学派始，文化研究主要谈电视。“电视”乃是文化研究的最主要对应物，并因此可将其基本范式称为“电视范式”。总体来说，可将“文化转向”及其研究成果称为“电子资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3）与当下正在经历的“技术转向”相对应的首先是不同于“模拟信号”的“数字信号”技术（在此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转向”），与此对应的技术载体是建立在二进制数字技术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人工智能当是“数字信号”技术发展的极致，“互联网范式”尤其“人工智能范式”已大大不同于“电视范式”，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转换范式，而“技术转向”所要完成的将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传播状况在理论上的总结。

尽管“技术”在现代历史中始终扮演革命角色，但当下“技术”已从后台走向前台，并日渐成为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是全球社会生活的“中心”。贯穿印刷资本主义、电子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三阶段的一条重要脉络是文化信息的大众化、民主化：现代印刷机大大提升了文化普及率，电视机对此有进一步提升，而作为“超级计算机”的互联网在对文化大众化提升的幅度上，是前两者无法望其项背的。数字资本主义开始于计算机，巨型计算机微型化进而出现所谓“微机”或“个人电脑”，这是大众化、民主化的第一步；一台台电脑通过万维网连通起来，大众也就连通起来了，这是更具革命性意义的第二步。互联网的Web1.0阶段，大众通过浏览网页（所谓“网上冲浪”），更便捷地获得大量信息，信息与文化大众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但在此阶段，大众依然还是“消费者”，以“电视范式”为主导的文化研究范式依然适用于分析这一阶段的文化现象。更具革命意义的是Web2.0阶段，即社交..的出现，大众不仅仅只通过互联网“消费”信息，而且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生产”、“发布”、“传播”信息。互联网进一步的移动化、智能化则使大众这方面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不同于“文化转向”的“技术转向”由此真正开始。

“技术转向”的真正开始，意味着此前文化转向中出现的种种理论范式，已越来越不适合阐释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文艺、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正在经历新转型：（1）在“技术”范式上，文化转向中的主导范式是“电视范式”，“遥控器”是大众文化反抗的利器，但这种反抗总体来说毕竟是“无声”的并且是相互孤立的。而智能手机则使大众的反抗由“无声”变为“有声”并且是互联互通的，当大众能把自己生产的文字、视频、音频等发布到社交..上传播时，用菲斯克的话来说，他们不仅在沉默中再生产文化产品的“意义”部分，而且在大声喧嚣中生产文化产品的“物质”部分。（2）在“主体”范式上，在电视范式下，大众主要是“消费者”，而社交网络尤其智能手机则使大众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主体即“产消者（prosumer）”。如果说电视带来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革命，那么，智能手机等则带来了大众文化“生产”的革命。作为“产消者”的大众开始参与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信息生产、流转的各环节、全过程，并逐步对社会文化生态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当然，更具激进性的数字技术是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也正在成为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信息产品的“生产者”，这是对只关注“消费者”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更大的挑战。

让我们回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文论1980年代开始“语言（学）转向”或“向内转”，1990年代开始“文化转向”或“向外转”。从中西比较看，钱中文先生认为这两次转向存在一种“错位”现象：1980年代，中国文论开始语言转向、向内转时，西方文论已开始文化转向、向外转，而且总体来说，这两次转向我们是在慢半拍中跟着西方文论走的。从发展角度看，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向西方学习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中国文论界也绝非只单纯跟着西方模式走，，还是取得了不少结合本土实践的理论成果，总体成绩也不必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