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喜：语言·文化·技术——40年文论的三次转向(2)

与前两次转向相比，在当下新“技术转向”中，中国文论迎来了自主创新的重大机遇。这可以从多方面来看：（1）从文化生产、传播技术看，在“文化转向”涉及的电视文化的发展上，中国比西方要慢半拍；而在与新“技术转向”相关的互联网、智能手机等的发展上，中国与西方基本同步，中国现在是排在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互联网大国。（2）新的“技术转向”绝不仅仅只涉及文艺、文化，而且还涉及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方面，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也几乎同步。（3）更为重要的是，到了2018年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两次历史性飞跃——我认为这正是在当下世界文论新转向中，中国文论研究者进行自主创新、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 [转载出处：www.11jj.com]

包括文论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命运，与马克思紧密联系在一起：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宣言》发表170周年；2016年由Christian Fuchs和Vincent Mosco编辑的《Marx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一书引言的标题是 Marx is Back（马克思归来）。这也是始终并依然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的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新转向中，可以坚定理论和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回过头看，在“文化转向”中，马克思可谓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在场”是说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还在，“不在场”是说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经济主义受到普遍质疑。而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引发的第三次技术转向中，马克思将重新“登场”。再前追溯，第一次“语言转向”作为所谓“向内转”，脱离了马克思结合社会实践尤其是从物质生产角度讨论文艺、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第二次“文化转向”，虽然是“向外转”，但其中作为文艺、文化活动“外部”因素，总体上是不包括经济活动尤其物质生产的，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并未改变。 [转载出处：www.11jj.com]

从历史背景看，与“文化转向”相关的是包括电视在内的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但是，这些信息技术还主要在物质生产之外发展，由此来看，“文化转向”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谓“文化研究”脱离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的倾向，既有一定历史合理性，但也充分体现了其历史局限性。而当下新“技术转向”重要的时代背景是：传统信息技术与物质生产日趋融合。要特别强调的是，引发文论第三次转向的计算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不仅仅只是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互联网Web2.0的社交..的出现，标志着不同于“文化转向”的“技术转向”的开始，而Web2.0技术又进一步使不同于“信息”的“物”融入互联网从而形成“物联网”，最终引发物质生产方式的新革命，出现了大众创客“（Maker）”这种新的物质生产主体，其重要生产工具是3D打印机等。如果说智能手机使大众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而可以在虚拟的“比特”世界中生产文化符号产品的话，那么，3D打印机则使大众也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物质生产资料”而可以在现实的“原子”世界中生产物质产品。当今数字技术不仅在改塑着大众文艺、文化生活，而且也在影响着大众的经济生活、革命性地改造着当今物质生产方式。这正是马克思归来并重新登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复兴的重要原因所在，也是我们超越西方文化转向中后现代解构主义范式，轻视经济、物质生产而就文化论文化、就符号论符号等总体倾向的支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