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纪念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65周年(2)

优化汉语词类划分机制

汉语词类研究第二问“怎样划分汉语词类”，考察汉语词类研究的具体操作。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需要优化汉语词类划分机制，即确立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吸收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具体操作程序加以改进和整合，明确研究目的，考察应用实际。 [本文来自：www.11jj.com]

首先，坚持把功能作为汉语词类的划分标准。这是综合考察汉语形态不丰富、意义的主观性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结果。功能作为划分标准的重要性在“大讨论”中已得以显现，如诸多学者认同的意义、形态、功能“三结合”的词类划分标准，我国首个统一的教学语法系统《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中提出的“词汇·语法范畴”标准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功能成为唯一划分标准。虽然目前对于“功能”具体指句法功能抑或表述功能仍存有异议，但不可否认功能标准下的句法分布情况作为考察汉语词类问题的参考指标，具有重大的操作价值和理论意义。

其次，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操作手段。在定性研究上，遵循排他性、唯一性的原则，避免不同语言单位层级上划分标准的混同。在定量研究上，研究者需充分考察汉语实际，引入量化方法来确定基本的句法分布，并尝试建立相关语料库，如袁毓林《汉语词类划分手册》（2009）建立不同语法结构类型和词类的隶属度量表，并依托该理论建成线上汉语词类和语法结构测试..等就是良好的尝试。只有结合定性描写和统计归纳才能构建一个贴合汉语使用事实、较为完备的汉语词类系统。

最后，建立特定系统和领域的词类划分框架。各家汉语词类体系存有较大差别，语法教材上一般采用的是12—14类的划分方式，即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虚词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拟声词、感叹词（无区别词或无语气词，或将拟声词和感叹词合并)，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田申英《语法述要》（1985）则更为细化。汉语词类划分一方面需与研究者所构建的语法系统相匹配，如郭锐在《现代汉语词类研究》（2002）中将指称、陈述、修饰、辅助四种表述功能与体词、谓词、饰词和虚词相对应；另一方面需在不同应用领域建立特定、高效的词类划分框架，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提升二语学习者的理解、交际能力为重，在计算机信息处理中以提高语言信息处理与输出速度、效度为先，建议根据实际需要对兼类等疑难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建立各司其职的汉语词类体系。

确立汉语词类系统地位

汉语词类研究第三问“怎样看待汉语词类的地位”，探讨汉语词类的本质和系统性。走汉语特色的词类研究道路需要确立汉语词类系统地位，即一方面着眼于汉语内部，从探讨汉语语法整体系统本质入手，用系统性眼光审视词类划分问题；另一方面将汉语置于世界语言间，通过概念比较思考汉语词类本质。

首先，厘清汉语词类内部的系统性特征。从语法系统角度看，词类体系须与特定语言的语法系统相贴合。如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就为词类划分及兼类问题提供了更为简洁的方案，他提出，不同于印欧语，汉语的动词是动态名词，包含于名词。因此我们认为只有洞察汉语语法系统本质才有可能解决汉语词类划分中的困难。从认知模式角度看，汉语词类“原型范畴”系统特征显著、范畴边界模糊且成员地位不等，仅具有该类词部分语法特征的非原型成员与原型成员间是连续统关系，边缘成员常混入对方的类别，这就为词类划分中分布特征描摹、特殊词类判断的困难提供了客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在世界语言中构建汉语词类的系统地位。这是将汉语自身特点探索与西方语言理论借鉴相结合，从世界语言的更高角度探索汉语词类的系统和本质，应成为汉语词类研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可供借鉴的最新理论有马丁·哈斯普马特《跨语言研究中的比较概念和描述范畴》（2010）、威廉·克罗夫特《比较概念与特定语言范畴》（2016）中基于类型学和概念本质角度提出的“比较概念”。它不同于具体语言中实例化的描述性范畴，是语言学家特定研究目的下以跨语言比较为导向形成的无实体性的自主建构和参考框架，对推进特定语言研究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比较概念的构建可使汉语词类逐步确立在世界语言中的系统地位，并得以较为科学而全面的划分。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语法问题大讨论，在其影响下，65年来的汉语词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如沈家煊所指出的，“中国语言学界一百年来‘两个不停息’”，即“向西方借鉴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努力”没有停息，“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没有停息。两个“不停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共同构建了汉语特色的语言研究模式。随着新理论的引入、研究方法的丰富及研究观的科学化，汉语词类研究必将沿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断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