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对写作的唯一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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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写我心，我口歌我韵

阎连科：我对写作的唯一条约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

当然，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

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出的败谢与枯干。

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

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

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回来，告诉我了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讯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道：

“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讯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

在..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

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省和自信。

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

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

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

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阳的老人和病人。

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

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涨，严重起来如撕如裂。

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

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钱，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

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

”我说：“全是自费。”

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涨，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着一样。

比如写作，起初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

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

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儿。

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

就是两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

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有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

可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

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

我说《日光流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的叹息。

《我与父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那也其实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

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

曹雪芹活了大约四十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二百五十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

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

卡夫卡四十一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

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不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

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着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

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

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

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

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

在中国作家中，我不是写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少的；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我是挤在跑道上没有停脚者的一个。

跑到最前的，他在年老之后，可以坦然地站在高处，面对夕阳，平静而缓慢地自语：“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因为他们在时间中证实并可以看到自己作品蔓延旺茂的生命，而我于这些证实和看到的，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未来。

何况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阅读的时代。何况已经有人断言宣布：“小说已经死亡！”

在我来说，我不奢望自己的作品有多长的生命力，只希望上一部能给下一部带来写作的力量，让我活着时，感到写作对自然生命可以增加存在的意义。

今天，不是文学与读书的时代，更不是诗歌的时代，可谷川俊太郎的诗在..却可以每部印至三万余册，一部诗选集印刷五十余版，八十多万册，且从他二十岁到七十九岁，六十年来，岁岁畅卖常卖。

这样我们对诗人已经不可多说什么，就是聂鲁达和艾青还活着，对今天..人痴情于某位诗人的阅读，也只能是默默敬仰。

这位诗人大可以以“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的姿态面向未来。

而我们一生对写作的付出，可能只能换回当年滥俗的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如此虚胖的豪言，也是写作的一种无奈。

作品的存世，只能说明我们活着的方式。希望自己写出传世之作，实在是一种虚胖的努力，如希望用空气的砖瓦，去砌盖未来的楼厦。

但尽管明白如此，我还是要让自己像堂吉诃德一样战斗下去，写作下去，以此证明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某种方式。

“决然不求写出传世之作。一切的努力，只希望给下一部的写作不带来气馁的伤害。”这是我今天对写作、对自己作品生命的唯一条约。

努力做一个不退场的跑者，这是我在战胜死亡恐惧之前的一个卑微的写作希望。

有一次，博尔赫斯在美国讲学，学生向他说：“我觉得哈姆雷特是不真实的，不可思议的。”

博尔赫斯对那学生道：“哈姆雷特比你、我的存在都真实。有一天我们都不存在了，哈姆雷特一定还活着。”

这件事情说的是人物的真实和生命，也说的是作品的永久性。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探讨的是作品和作品中的内部时间。

作家从他的自然生命之河中派生出作品的生命河流。而从作品的生命河流中，又派生出作品内部的时间和生命，作品无法逃离开时间而存在。

故事其实就是时间更为繁复的结构。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小说中故事的命脉。故事无法脱离开时间而在文字中存在。时间在文字中以故事的方式呈现，是小说的特权之一。

二十世纪后，批评家为了自己的立论和言说，把时间在小说中变得干枯、具体，如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具又一具的木乃伊。

似乎时间的存在，是为了写作的技术而诞生；似乎一部伟大的作品，从写作之初，首先要考虑的是时间存在的形式，它是单线还是多线，是曲线还是直线，是被剪断后的重新连接，还是自然藤状的表现。

总之，时间被搁置在了技术的晒台上，与故事、人物、事件和细节剥离开来，独立地摆放或挂展。时间欲要清晰却变得更加模糊，让读者无法在阅读中体会和把握。

而我愿意努力的，是与之相反的愿望和尝试，就是让时间恢复到写作与生命的本源，在作品中时间成为小说的躯体，有血有肉，和小说的故事无法分割。

我相信理顺了小说中的时间，能让小说变得更为清晰。

在理顺之后，又把时间重新切断整合，会让批评家兴趣盎然。可我还是希望小说中的时间是模糊的，能够呼吸的，富于生命的，能够感受而无法简单地抽出来评说晾晒的。

我把时间看作是小说的结构。之所以某种写作的结构、形式千变万化，是因为时间支配了结构，而结构丰富和奠定了故事，从而让时间从小说内部获得了一种生命，如《哈姆雷特》那样。

人的命运，其实是时间的跌宕和扭曲，并不是偶然和突发事件的变异。

我们不能忽视小说中的人生和命运里时间的意义。时间在根本上左右着小说，只有那些胆大粗疏的写作者，才会不顾及时间在小说中的存在。

理顺时间在小说中的呈现，其实就是在乱麻中抽出头绪来。有了头绪，乱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命之物。没有头绪，乱麻只能是乱麻和垃圾堆边的一团。

我的写作，并不是如大家想的那样，要从内容开始，“写什么”是起笔之源。而恰恰相反，“怎么写”才是我最大的困扰，是我的起笔之始。

而在“怎么写”中，结构是难中之难。在这难中之难里，时间的重新被条理，可谓是结构的开端。

所以，我说：“时间就是结构，是小说的生命。”我用小说中的时间去支撑我的作品，用作品的生命去丰富我自然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意义。

反转过来，在自然生命中写作，在写作中赋予作品存世、呼吸的可能，而在这些作品内部虚设的时间中，让时间成为故事的生命，这就是一个作家关于时间与死亡的三条河流。

生命的自然时间派生出作品的存世时间；作品中的虚设时间获得生命后反作用于作品的生命。

而作品的生命，最后才可能让一个作家在年迈之后，面对夕阳，站立高处，可以喃喃自语道：

“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阎连科，生于1958年，河南嵩县人，被文学界普遍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又毕业于..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作品曾获军内外奖20余次，包括两次鲁迅文学奖，一次老舍文学奖。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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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领军

军旅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北国相思树》《藤萝疯长》《山高水长》等9部以及中短篇小说《枪事》《春归细柳营》《谁能与我同醉》等300余万字。微信：东方领军 ID：dflj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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