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学术 | SSCI：《中国好声音》盲审和投票制的批判性审视（三）(2)

 

不幸的是，由于担心可能由大众投票系统引发的社会动荡，政府监管机构迅速做出了反应。2006年3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首次下发通知，禁止在省级卫星电视上播出区域性人才竞赛节目。以《超级女声》为例，在2005年的第46集里，有39集是专门为地区比赛而拍摄的，这大大提高了全国总决赛的收视率，并逐渐增强了观众对该节目的依恋。2007年，广电总局进一步宣布，只允许演播室观众投票，严禁任何形式的演播室外投票。因此，中国媒体的民众投票是受监督和管理的。由于国家规定和审查旨在弱化媒体的日益趋同和参与式文化，在中国媒体环境下, 《超级女声》连同其他歌唱比赛,不得不采取更为符合管理规定的方式利用投票机制。

[原文来自：www.11jj.com]

2012年夏天，经过数年的等待，《中国好声音》以其前所未有的、独特的盲选方式，在观众中重塑了真人秀的魔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吸引了超过1.2亿的电视观众和4亿的互联网观众，并迅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这一次，既没有一场将观众誉为拥有选举权的民众投票，也没有狂热的粉丝团体为偏爱的选手助选。事实上，制片人设计的投票系统是完全平庸的。在盲目的海选中，四位评委面对着远离舞台的观众，根据他们的听觉评估为他们最喜欢的选手投票。一旦评委在音乐停止前转动椅子，投票就完成了。他们的投票受限于他们能在盲试阶段招募的选手人数。然而，如果有不止一位评委转过头来，这位选手必须为其中一位评委投票。从这个意义上说，参赛者被赋予了投票的权力。这种相互投票的机制已经成为观众最激动人心的转折之一，因为它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师生关系和专业与业余之间的二元对立，挑战了教师和专业人士的传统权力。因此，看到选手拒绝了一名导师——他们未来的老师和一名职业音乐家，就等于看到了失去权力的自然代理机构和有权有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在《中国好声音》的盲选中，很多时候，评委们不得不求助于说服的花言巧语。他们要么咄咄逼人地吸引选手加入他们的队伍，要么开玩笑地、甚至夸张地贬低其他评委，，以此宣称自己是选手最好的教练。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选手投票给导师的权利可以理解为普通中国人的民主实践(以选手为代表)，尽管全民投票不再是一种选择。然而，这种暂时的权力倒置在盲选结束后就失效了。

在比赛中，评委们重新获得了为选手投票的权利。首先，选手们在每一组互相战斗。其他三位评委和受邀的“梦想教练”就选手的表现给出了反馈和建议，但最终决定谁将晋级下一轮的是主评委。尽管主评委在镜头前给出了他们个人选择的充分理由，但分歧和问题总是会在媒体上出现。第二，在交叉比赛中，一组剩下的选手与另一组进行竞争。每次演出结束后，由媒体代表小组进行投票。使用媒体代表小组的概念来自于《超级女声》的投票机制。由于在中国的媒体界，真正的普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许多电视比赛中，利用一群专业的媒体评论家已经成为一种反复出现的策略。这些代表在靠近舞台的座位上观看整个演出，他们举着写有他们工作的媒体公司名字的牌子，投票给特定的选手。但是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如何被选出来的，以及他们为什么有资格投票对观众来说是一个谜。观众最质疑的是他们的投票决定。例如，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中，那英的团队中的萱萱和姚贝娜配对进行比赛。姚贝娜是一名有着近乎完美演唱技巧，出色的舞台表演，甚至更漂亮的外表的著名歌手，但最终以26票对75票的结果被萱萱击败。当观众质疑姚贝娜在完美无瑕的表现下为什么会输掉比赛时，这一争论立即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爆。

尽管有怀疑和批评，媒体小组仍然在节目中活跃和强大。在现场表演中，每位导师都有一名幸存的选手争夺冠军。在没有人被淘汰的第一轮比赛中，他们和导师一起表演二重唱作为热身。在第二轮中，他们进行独唱，现场观众票数最高的选手直接进入决赛。媒体小组只在决赛中参与，最后两名选手互相竞争，他们的选票与现场观众的选票相结合，以确定获胜者。媒体小组的每一位成员从舞台后部走到舞台前部，触摸两位决赛选手身后的电子v形投票机，而不是举起一块写字板，由主持人清点。就像几年前《超级女声》的投票过程播出时一样，《中国好声音》用这种手法，为现场观众和媒体观众创造了一个为新赢家的诞生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与《超级女声》的投票程序不同，《中国好声音》的投票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让节目正常运作。如果没有大众的参与，制片人将无法从节目中获得巨大的利润，但由于国家控制已经使观众的普选无效，它的民主只是一种假象。使用现场观众投票是对大众观众投票的笨拙和不足的补救。此外，关于这些现场观众是谁，他们是如何进入节目的，以及为什么他们的决定能代表大众的意见，也缺乏透明度。因此，数以万计的现场观众通过短信投票，但仍然保持匿名和不负责任。相比之下，媒体代表，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代表的是哪家公司，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更大、更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早在对战阶段就被赋予了力量，并且总是在镜头前可见。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比不上国家审查和控制节目的能力，但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正如吴俊所讨论的那样，这个节目的投票过程将现场的观众定位为代表媒体观众的大众(一种压缩的公众舆论)，但只成功地引发了公众对操纵和不公平的怀疑。因此，普通观众并不了解现场观众的身份和资格，他们本以为现场观众代表着整个观众，但在助力自己最喜欢的选手时，他们缺乏实际的影响力，也没有选择获胜者的权力。

结论

尽管盲选给观众带来了公平的错觉，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片人控制的，他们需要考虑到该剧的盈利能力以及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性。但与此同时，“盲选”在歌唱比赛节目中的应用和节目的播出确实公开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传统审美标准的问题。虽然它未能提供任何充分的解决办法，但它肯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积极和批判性的思考。

再者，受控制的投票制度，远远没有表现出任何民主的样子，只显示了一小群人取代声音、违背多数人意志的力量。制片人设计的机制是为实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导师、媒体代表小组、现场观众在决赛时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选手,他们有足够强大的特权,但仅仅是观众总数的一小部分,几乎不能代表数以百万计的观众。从《超级女声》中活跃的大众投票系统到《中国好声音》中平庸的、受控的投票机制，娱乐行业不得不在三种情况下进行权衡：创造一个选拔最佳选手的系统，维持和扩大市场生存能力，以及符合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国家不断干预，但这些努力反映了普通中国人更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努力和强烈愿望。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两个独立结构，“盲选”和“投票”以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真人秀的特许权，这两种结构成功地融合了本土的政治文化元素，体现了与原特许权的差异和个性。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公平和参与的假象，这个综艺节目对观众的吸引力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大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盲选和投票机制将节目定位为一个传统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