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 为科学注入人文因素(2)

在我看来，把表面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钩连、贯通起来，这是一个哲学家的基本标志或者说是基本功，有了这一点，才算进入一个我们称之为哲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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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宇宙观念、自然观念、时间观念是如何跟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的。我们今天的宇宙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的宇宙观念在近代有一个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从封闭的宇宙走向无限的世界”。这个转变的革命性甚至远远没有被我们所意识到，因为革命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这场转变，现代性就诞生在这场革命之中。它是划时代的，这一划之后，现代性的人类甚至对过去不再能真正理解。 [转载出处：www.11jj.com]

封闭与无限，这个时代性变迁就基本反映了现代人基本生存状态的变迁，完全变了的生活又体现在对自然、时间的看法上。时间就是金钱，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更加渺茫的人类前途，这种惶恐和不可捉摸的状况不是自古就有的，它的出现与近代或现代的历史性变迁直接相关。非现代性的原始文化如中国文化包括希腊文化，都或多或少有循环的时间观，但近代以后，我们的世界被想象成一个单调、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进步的观念出现了，我们的时间也是单向的、不可逆转地向未知领域出发。这个时代重要的是冒险和大胆。需要的是开拓，而不是守成、对文化的看守、对家园的看守、对我们生命本身的看守。这个时代，挥霍、开发都成了很正面的含义。到这里你就可以想象了，为什么对宇宙、空间、时间的思想史研究会转向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环境问题也自然挂上了钩。绿色问题不是一个无根的问题，也不是简单技术性问题——即通过技术就可以解决了。按我的想法，绿色问题植根于现代性本身之中，现代性已经也只是把环境问题作为它的一个注脚。我所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不是一个很狭隘的关于环境科学的一个普及，我一开始就要关注，它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是一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不光科学家参与，更多的也许是人文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等等，是各方面的参与，是广泛的综合的事业，因此绿色经典的选题是非常丰富的。

 

王：对绿色问题的关注还是来源于对思想史的关注？

吴：对。从思想史研究开始，我慢慢把思路从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的狭隘范围扩充到更广泛的方面。就说对自然的看法吧。我多年来提倡复兴自然哲学。在科学时代，人们认为科学就能解决问题，自然哲学不太重要了，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恢复自然的含义。在我们今天的一切科技恶果中，都蕴涵着对自然的无视。真正要害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科技或者滥用了科技，而在于为什么会滥用、错用。滥用、错用背后是对更本质的东西、对自然的遗忘，那么环境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呼唤自然，呼唤我们对自然的记忆、感悟。当人们谈论环境问题时，更多诉诸技术的手段，而没有注意到，如果不注意本原的东西，那就只是一种恶性循环，是饮鸩止渴。

关于科技的评论，我希望有一个独特的回答，在我写的《现代化的忧思》一书中，谈到很多案例，对气功、外星人等比较典型的现代性问题，我都作了一些分析。所以，由传统狭义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自然哲学的研究转向今天这样一个视野更广阔的哲学的考虑，是有一个线索可循的。

 

王：您也曾关注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属于哪方面的问题？

吴：从前科学哲学是只关注理论问题不关注实践问题，所以像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这样的问题，科学哲学就自动放弃了，只有科学社会学等在研究。后来的STS高叫实践问题，似乎把理论问题又放过去了。但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否真能分得那么开的研究吗？技术哲学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视野，它是把技术本身和技术的社会作用、社会影响放到一起讨论的。所以，我现在意识到，像科学哲学、自然哲学、技术哲学都是同一门学问，都是通的。因而我不再热心于重建自然哲学这门学科了，在我看来，学科的建设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其中发掘、提炼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在乎你去抢占一块地盘，创建一个学科。从前还有这样的想法，今天看来这个工作也并不是没有意义，别人也可以做，但我本人已不再强调自然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我现在是在模糊学科的界限，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通的。

 

王：您对科学哲学界的现状如何评价，您认为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与国外的差异在哪儿？

吴：广义来说，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就是科学哲学，但反思有多种多样的途径、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正统的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英美国家发展起来的，它通常与分析哲学有关联，着重逻辑分析，但我认为这样的科学哲学在英美已经度过了它的最黄金时期，其它的反思方式可能要登上舞台，比如现象学，它有可能把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更多融合在一起，来探讨科学在整个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传统英美科学哲学只关注理论本身有什么样内在结构，它怎么得到确证的，怎么扩充自己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对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研究这个理论如何通过内在和谐、逻辑完善来发展自己，但今天的科学哲学更多要问，为什么相对论支配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感觉，为什么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能在今天有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

今天，随着科技深入介入社会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艺术诸方面，相应在这些方面需要更多反思。每个时代的人类总是面临着他们特定的问题，一个新的时代的出现，也许就在于使得旧的问题暂时变得没有意义。很多科学史家说，牛顿力学出现以后，使得从前所有的物理学都变得滑稽可笑。同样，在我看来，20世纪科学哲学家探讨的很多问题慢慢地人们可能不再关注，更迫切的问题也许正在升起。比如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科学本身在这个时代地位的正当性问题。所有更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它背后更深层的预设。我们接受科学是正当的预设的话，就很难拒绝科学自我开发领域的行为，我们就不得不肯定科学无禁区。为什么可以克隆羊，不能克隆人呢？克隆人标志着更高的克隆技术，不许克隆人就是对科学无禁区原则的挑战。那么这个原则的合法性如何，对这个原则挑战的合法性如何，都需要有哲学上的考虑。同样，先污染后治理，还是先治理后污染，所有这样一些二难的问题背后都有哲学上的支持或反对。今天人们之所以吵闹不休，就在于争论背后的最高原则还不很清楚，或许争论双方共同享有同样的原则或不同的原则，而他们自己又不知道。我想，这是我要做的工作。

国内科学哲学基本上是从英美传过来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大体来说没什么很突出的。英美传统的那些东西现在也不是特别有生命力，仅仅是沿袭，是苟延残喘。国内这方面就更是先天不足。整个科学人文的背景不够，重理轻文现象从50年代延续至今，在科技领域强调科技的服务功能，反对纯科学自主发展的状况持续很久，因而很难出象样的思想家，同时按我们的学术体制，也出不了多少学问家。很显然，学问家需要他坐下来锤炼，积累更扎实的学术功底，需要给学者们足够的钱，而不是低工资，让他们不用为衣食而操劳，不用老想着在外打工挣钱，这样他们可以放下心来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别逼着他出成果。思想家当然更难得，需要像古希腊及我国先秦时期孕育诸子百家那样有肥沃的思想土壤，包括有言论的自由、争鸣的气氛和多样化的思想土壤。在科学哲学这个领域，比其他哲学领域还要弱一些，人才更少一些。一说到科普创作，没人，一说到要写科学人文方面的书、文章，找来找去就老那么几个人，这固然是因为这个领域要求相对苛刻一些，既要懂文，又要懂理，我们传统教育体制不提供这样的人才，从而显得这部分人比较稀缺。实际上也反映了“自然辩证法”这个领域出了问题。

自然辩证法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过去具有某种资源优势和社会动员力，使很多学科都在其中成长起来，习惯上，我们国家把这个学科群，包括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以及后来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都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天然地在做沟通两种文化的工作，但这个学科的历史浅，正儿八经没搞多少年，就算20年吧，而这些年在我看来也都荒废了，没怎么好好为自己培养后备人才。

 

王：那么像国外的科学哲学研究，现在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突破性东西？

吴：国外小突破不断，没什么大突破。以前英美是逻辑主义阶段，五六十年代以后是历史主义阶段，八九十年代以后，主要是折中的产物——半历史半逻辑或者其他的。英美学界，学术体制比较健康稳定。比如，当教授，给了钱，就埋头做，做个几十年，总有点成果出来，学界相对比较稳定。不像我们中国处在转型时期，一切都处在动荡之中。为了争这个课题、那个职称，这个点、那个基地，没几个学者终生做某几个课题，他的学术就没有累计效应的进步，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现在体制好一些，比如北京大学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以后，我们的固定收入比以前多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为经济的原因写作什么东西，这就鼓励了职业化。随着中国社会的稳定、知识界的稳定，学术制度会越来越好。

现在学界比较多的情况还是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哪个给钱干什么，科技哲学界一点象样的成绩都没有，“白茫茫一遍大地真干净”。我认为，到现在为止，科技哲学界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金字塔，基本是平面作业，所有干这行的基本差不多，所以有人说考硕士不如考博士，事实上有的考博士的确比考硕士还容易。这是因为没有范式，不知道博士应该达到怎样的水平，硕士应是怎样的水平，没有规矩，到现在为止，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博士、硕士还没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体系，不知道哪些是必修的课程，哪些是必须知道的东西。不同的学位点培养出来的人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就象不是同行一样，比隔行还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