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去杠杆重心调整 银行业如何发力

编者按：

近日，央行“不同寻常”的定向降准决定，引起各方高度关注。预计此次降准总共释放70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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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降准有两大用意：其一，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用以推动“债转股”；其二，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释放约200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事实上，上述两项措施的深意在于：纾缓去杠杆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在当前严监管、打击影子银行和去杠杆的背景下，那些依赖融资和杠杆进行过度扩张的民企无疑受到较大冲击。而此次定向降准，将能为他们缓解燃眉之急，从而确保不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那么，定向降准将如何推动去杠杆？在去杠杆的过程中，银行业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调整策略、还需哪些政策支持？敬请关注今..版特别报道。

银行业：助推去杠杆寻找平衡点

本报见习记者 陆宇航

当前，宏观经济去杠杆的格局正在逐渐生变。“一方面，目前中国宏观杠杆率，尤其是企业杠杆率仍然较高，去杠杆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提高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坚持到底。”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表示，“另一方面，去杠杆已取得明显成效，重心转向结构性去杠杆，工作力度和节奏宜边际放缓，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确保不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根据央行的降准决定，7月5日起，下调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在采访中，多位专家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这将助力解决非金融企业杠杆高企的问题。

同时，央行在同期也会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主要用于拓展小微企业市场，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多位专家表示，此举将缓解去杠杆过程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压力，有效调整去杠杆结构。

杠杆高企是制约我国经济的一大掣肘。对于银行业而言，去杠杆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同业去杠杆为例，央行5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银行业整体同业负债在5月末达到约15万亿元，较去年末萎缩1.96万亿元，减幅达11.53%。其中，五大行加邮储银行的同业负债在5月末达到2.18万亿元，同比减少7700万元。而中小银行的数据则更加完美，其同业负债在5月末达到12.82万亿元，同比减少1.19万亿元，创出近17个月以来的新低。

同时，银行业同业资产在5月末为12.22万亿元，较去年末的14.1万亿元缩减1.88万亿元，降幅达13.34%。

不过，去杠杆也存在着引发次生风险的可能性。“降低负债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表内广义货币M2供给、抑制表外资金供给和降低社会融资规模三种方式，总结起来就是减少对私人部门和企业部门注入的流动性。”邮储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步艳红、经济学博士卜振兴分析认为，“负债规模的减小，会对依靠举债经营的工业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负债结构的变化，也会使民营中小企业压力变大。”

这也引发了监管部门的重视。在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与2017年四季度的报告对比，“调结构”代替了“去杠杆”。

近日，央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8）》也指出，要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银行业要坚决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前提下，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为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信贷环境。”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表示。

作为本次定向降准一个重要的方面，央行从禁止“明股实债”项目、撬动社会资金、不支持“僵尸企业”等五个方面对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项目进行了约束。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蔡浩、研究员高江表示，这有助于完成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去杠杆。

“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达131%，大量债务给企业带来十分沉重的财务负担，再加上近期的企业利润不断下滑，债务违约风险不断上升，对银行的资产状况也造成较大压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上升到近十几年来的最高水平。因此，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处理银行坏账，‘债转股’成为现实选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协创中心研究员李虹含分析说。

在去杠杆的同时，也要缓解社会融资下行的压力。数据显示，今年5月，社会融资规模仅7608亿元，不到4月份15605亿元的一半。

“从结构上看，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等非标融资均大幅萎缩，同时债券融资也减少了434亿元，与4月份增加近4000亿元形成鲜明反差，特别是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明显增多。”兴业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师李苗献表示。

“在此种背景下，为实现‘扩内需、稳增长’的目标，有必要保障实体经济合理的融资需求。在影子银行萎缩和债市融资难度加大的形势下，要改变融资环境偏紧的局面，‘宽信贷’将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 蔡浩、高江认为。

“去杠杆，民营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这是一个负向循环。去杠杆导致其违约，降低了其获取资金的可能性，导致违约事件爆发，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获取资金的可能性。” 步艳红、卜振兴表示，小贷公司贷款、银行保理、互联网金融公司贷款等几种民营与中小企业依赖的融资方式的全面萎缩，也给其带来严重冲击。

“此次定向降准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这也是落实6月20日..常务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在今年企业债券违约潮频现的背景下，央行采用差别化的准备金率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增强对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服务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在实体经济去杠杆过程中，传统‘两高一剩’行业经过两年多的调整，优胜劣汰、效果显著，但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房地产行业的杠杆不降反升。” 步艳红、卜振兴认为，未来，针对房地产、‘两高一剩’、地方政府等预算软约束的行业，应明确提出降杠杆目标，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债务风险进一步攀升，并与其他行业进行隔离，避免出现风险传染，防止市场共振效应出现明斯基时刻。

而在结构性去杠杆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李虹含认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应积极自查，调整业务结构，将收益和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首先，应当严格落实监管规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严肃整改。完善流动性风险治理架构，将同业业务、投资业务、托管业务、理财业务等纳入流动性风险监测范围，制定合理的流动性限额和管理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对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的依赖度。并审慎开展委外投资业务，规范开展债券回购和质押融资，严格控制交易杠杆比率。

其次，要回归金融机构本质，依照监管要求开展业务。自觉按照 “回归本源、专注主业、下沉重心”原则，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方向，依法合规开展理财、信托等多元化业务，使信贷资金直接投向实体经济领域。

再次，要调整资产业务结构，在资产配置方面，可减少长期债券、非标资产，增持高级信用债、城投债等合格优质流动资产，减少代客理财和同业理财，增加国债等资产配置。

同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防止出现违约等情况发生，对去杠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产期限错配等问题应做好提前准备。 

定向降准缓解资金来源“痛点”：

银行“债转股”项目或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 孟扬

支持“债转股”项目，是本次定向降准的最大看点。“通过降准释放资金来加快推进‘债转股’，这是第一次。”针对日前央行定向降准的决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自本轮市场化“债转股”实施以来，尽管签约项目较多，但实际落地实施的较少。专家普遍认为，此次定向降准将释放低成本资金来源，提升银行实施“债转股”项目的积极性，银行“债转股”项目有望加速落地。

“债转股”是一种常见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参与经营困难企业的重组，通过重组协议将拥有的债权转换成企业的股权，成为企业股东；企业因此降低了负债率，得以持续经营，银行在企业经营业绩改善之后可择机退出并收回资金。

自2016年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启动以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行相继宣布了多个“债转股”签约项目，签约对象多为央企和地方国企。“债转股”的实施方式则多设定为由银行牵头吸纳社会资本，成立主题基金，未来用基金募集资金来投资企业资产，置换债务。银行成为新一轮“债转股”的“主力军”。

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22日，各类“债转股”实施机构已与77家企业签署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金额超1.3万亿元。

然而，与超万亿元的签约规模相比，目前真正实施的“债转股”规模并不大，大约仅为签约规模的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债转股’实施机构的能力、企业治理结构及配套政策的扶持，如退出机制等存在不足。而在流动性较紧的情况下，银行资金成本上升较快，部分银行意愿不强，也是原因之一。”董希淼认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债转股”对银行来说，是要用长期股权资金置换短期债务资金，用风险偏好高的资金置换风险偏好低的资金，而这类资金来源非常有限。

“即便能找到这样的资金，也存在着资金成本的问题。目前，市场资金面偏紧，市场利率上行，期限长、风险大的资金，成本必然较高，转化的结果不见得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相反还可能抬高成本。”曾刚说。

本次定向降准对“债转股”来说可谓一场及时雨。业内专家表示，在资管新规和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资金来源问题是限制市场化“债转股”非常核心的障碍，而定向降准能够释放低成本资金来源，利好银行参与市场化“债转股”。

分析人士预计，此次定向降准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大行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12家股份制银行可释放资金约5000亿元，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含表示，由于银行自有资金有限，大多数来自于存款和借款，具有流动性要求。因此对于银行来说，流动性管理是重中之重。“法治化债转股”实质上对于银行来说是一种“短债长投”，如果“债转股”之后不能顺利退出，将极大地影响银行的流动性，甚至会造成系统性风险，危及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所以，此次定向降准对于合理控制“债转股”的规模，解决“债转股”的退出问题非常重要。

“此次降准降低银行获得资金的成本，提升银行实施‘债转股’项目的意愿，有助于加快推进‘债转股’工作。”董希淼认为。

值得关注的是，“债转股”设计初衷是为负债率较高的优质企业提供减负机会，但在实施过程中大多存在通过股权投资加固定利息回款、签订对赌协议及协议标的为附加回购协议的股权等形式，模糊了债权与股权的法律界限，“明股实债”甚至是将短期债转化为长期债，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加重企业财务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