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学术研讨会“珠三角的土地：政治、经济与社会”综述

IPP评论是郑永年教授领导的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

[原文来自：www.11jj.com]

[原创文章：www.11jj.com]

2018年7月24日，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学者聚集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就珠三角地区的土地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研讨会的内容主要聚集在农村土地的产权性质、土地利用与集体经济类型、地租经济与基层治理、地租经济背景下农民的逆市场化以及村庄的自我纠偏机制。同时，围绕老城片区更新和城中村的改造，探讨珠三角地区城市更新面临的困境以及带来的问题。

中山大学的吴重庆教授对比了东莞、顺德和中山三个村庄的土地利用方式以及集体经济类型。根据三个村庄的发展经验，吴教授认为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关键在于确立农民的集体意识。东莞农村将土地收归集体，建厂房出租，租金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来源。而股权量化与固化，赋予了村民双重身份，既是村民又是股民，身份意识不明确。这样的集体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共有经济，而非集体所有制所强调的公有经济，难以确立集体的土地所有权。

顺德的斗门村，历史上一直从事水产养殖，由于鱼塘难以划分的性质，斗门村并未实行分塘到户。但是鱼塘的经营权采取发包的形式，导致鱼塘的养殖权逐渐集中到资本手中，同样消解了集体所有权。中山的崖口村，被称作“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由于村民具有强烈的社员意识，村庄的集体性质在市场经济下并未被消解，村集体还保留了大量的耕地。

华南师范大学的胡靖教授以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带来的弊病。胡教授认为中国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推行农村土地的流转并不利于提升农村的生产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与交易，本质上是对土地剩余控制权的交易，，容易导致农村土地产权的进一步细碎化，难以实现组织化的生产。从历史来看，产权制度就是导致贫困的制度陷阱，是一种不能合作的低组织化的求同，不能夸大其合理性。

此外，一个村庄的农地具有自然的结构性，产权的交易价格难以反映村庄农地的自然结构性，它并不能随着产权的交易进行分割。因此，不能将资本交易的逻辑用于农地产权，资产意义的产权与自然意义的农地结构并不对等。土地流转之后的家庭农场以及企业作为农地产权的主体之一，一方面不能代替农民的组织化和村庄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其组织化范围不能涵盖村庄所有的自然资源。所以，它们不能承担乡村农民的组织化、统筹生命共同体的作用。胡教授认为，只有村两委集体经济才能承担起农村生命共同体的治理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