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容：转轨金融理论 中国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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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 [原创文章：www.11jj.com]

金融理论的创新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金融科学成熟程度和金融市场繁荣程度。所以，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理论创新的回顾与反思，对促进中国金融理论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日前，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他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金融理论创新发展谈了自己的认识。

中国转轨金融理论的创立与形成

《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40年中我国在金融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易宪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制度变革和经济变革，是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它将对整个社会人的经济行为造成重大的影响。金融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一部分，经济制度的重大转型同样会对金融市场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与冲击，同样需要新的金融理论为这种转型做出合理的新解释。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理论创新最大的成就是中国转轨金融理论的创立与形成。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理论创新。对于中国的转轨金融理论，尽管没有形成系统性的成熟理论，但它同样不失一般性。它的核心就在于，在现代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信用体系和制度安排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让现代金融市场能够在中国萌发、生长、发展及成熟。中国改革开放及经济体制转型要比其他转轨经济国家都要成功，其原因并非是改革方式渐进或激进的问题，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当时经济实力非常雄厚（1998年香港600万居民的存款总额相等于国内13亿人的存款总额）、紧邻广东，与广东周边有紧密的人缘、地缘、血缘的关系（香港绝大多数居民祖籍都是广东人），成熟的市场体系（多年来香港都被外部机构评价为市场经济最为自由及法律最国完善的市场）的香港存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一个重要起点。由于有了香港，它就能够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思想流、技术流、管理经验等从香港传播到珠三角，然后由珠三角逐渐地以梯级式的方式在国内传播与扩散，市场经济的理念及制度安排也在这种过程中在中国落地生根。

但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格局与中国经济40年来的成长模式略有不同。一方面近40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来自香港的发展模式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因为，金融市场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信用是无法通过简单的方式来移植与传播的。

那么信用是什么？它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及得以维系呢？一般来说，信用是指交易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交易者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或承诺，它是个人、社会的一种心理活动。在金融交易中，货币是信用的基础，但信用不是货币。也就是说，信用既是一种承诺，更是一种通过货币借贷关系对现有财富重新跨时空的配置。信用代表的是未来不确定性价值。信用作为一种承诺，信用取决于人的品格、支付能力、资本持有状态及抵押物等。因此，不同的信用基础将演化出不同的金融交易方式或不同的信用产品及市场。比如说，中国古代的金融交易是建立在以儒家血缘关系的信用基础上的，因此，这种金融交易既无法生发出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也无法发展出一套解决商业纠纷、执行并保护合约权益的法律及司法制度。而西方金融市场的兴起就在于海洋贸易及城市化而生发出以合约为基础的商业组织以及创立了保证这些信用交易得以完成的法律制度及司法体系。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不存在现代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信用关系，也无法确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与司法体系，这成了股票、债券、基金、金融权证等现代金融技术在中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