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容：转轨金融理论 中国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3)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证券市场日益成熟，为经济提供投融资服务的功能也愈加突出，这一趋势在转轨金融理论框架下如何理解呢？ [转载出处：www.11jj.com]

易宪容：中国转轨金融理论的创新还表现为确立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证券市场体系。这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大特色。一般来说，现代股市是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风险定价，也是让股权所有者把未来收入流变现的工具。它的交易以标准化的合约在统一市场中完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风险定价是合理？如何才能保证股权所有者在对未来收入流变现时不掠夺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这就是现代股市对信用关系有更高的要求。

现代股票的信用是仅低于货币的信用，但是货币的信用是国家的信用，而股票的信用是上市公司的信用。为了保证这种信用权责相契合，现代股票市场就得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信息披露机制、会计制度、法律制度等）来保证上市公司信用能够让权利与责任相配匹，才能保证股票交易正常运行。现代证券交易或股市，其交易的是上市公司的信用。股票就是对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定价，其信用就是非人格的信用。所以，在欧美发达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信用是通过长期的市场行为演进而来，并且生发了一套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制度来保证。但是，中国的证券市场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人格化信用根本就不适应或不能保证现代股市的有效运用，而在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信用也无法在短期内生成。在这种情况下，刚发展起来的中国股市的信用或上市公司的信用只能由政府做隐性担保。

可以看到，尽管现代金融市场及产品在1860年代就引进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市场化的信用基础，当时进入中国只能通过官商合办等方式进行，或只能通过政府担保方式进行。而且经过60至70年的努力，到20年代中国金融市场所需要的市场化才得以形成。但是，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成立，又让这种刚形成的市场化信用完全中断。而90年代出现的中国股市，基本上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这种股市同样不存在由合约精神及由市场化决定的非人格化的信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股市的信用只能由政府确立及隐性担保。所以，股权结构多元化的证券市场是中国转轨金融理论上的创新，它是初始条件非人格信用体系缺失条件下必然之路。由此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证券市场体系。对于这个证券市场体系，尽管存在不少缺陷，但对中国经济增长、企业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多次的重大制度改革，也正在走向现代市场化之路。

给金融正名是建立

现代金融产业体系理论前提

《金融时报》记者：十九大报告确定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新问题、新矛盾、新经济、新产业、新行业等新的东西将会涌现。而“现代金融”就是一种新产业、新业态。在报告中，“现代金融”是放在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等产业体系的建设并列使用的。您是如何理解这一排位的？如何以金融理论为指导构建现代金融产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