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华书局骈宇骞：出土简帛拓宽文献学研究视角(2)

骈宇骞：我比较关注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写过几本有关出土文献的书籍，比如《简帛文献纲要》，目的是从学习简帛文献基础知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出土实物的研究，利用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对简帛的起源、形制、缮写、题记、文字、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阐述，并分析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异同，用通俗的语言向广大读者介绍古代简帛的一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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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是我国汉字由篆书转变为隶书的过渡时期。简文虽为隶书，但仍保留了许多篆书的风格。这批竹简为学者研究我国汉字发展与书法艺术、研究西汉早期隶书，提供了重要资料，澄清了历来关于西汉书体的种种猜测，填补了西汉书体在书法史上的空白。这也是我编写《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的目的——为研究古文字和书法史的读者提供一本直观的资料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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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参加银雀山汉简整理工作的经历为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方向。从整理古代文献的角度来说，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大大拓宽了重新认识传世文献的视角。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新学问的产生大都源于新发现。关于新出土的简帛文献对学术史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一问题，李学勤在已经出版的《重写学术史》等著作里曾多次讲过。他认为，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第四，可对古代不同时期的学术源流做出新的判断。

现在，我们正处在不断有大量简帛出土的新时代。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简帛文献的出土，必然会为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学术史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将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年轻学者研究潜力已经显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时隔40余年，您再次参与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与研究，有怎样的感想？对于从事简牍学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您有哪些建议？

骈宇骞：2015年，“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项目重新启动，我有幸第二次参加银雀山汉简的整理工作。当年是初出茅庐，如今已是古稀之人。但可喜的是，40多年来，不仅简帛文献大量出土，整理队伍也是人才辈出。随着科技的发展，对竹简的保护、整理、资料检阅等方面，都得到了不断创新和完善。

徐苹芳曾经说过，对考古发现的古代简帛文献的整理，既是考古工作，又是古籍整理工作，所以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全部如实地记录简帛的形态及其在出土时的现场状况，要细心观察和记录简帛原物上所反映的一切信息。这次通过重新获取银雀山汉简简背划痕信息，对有些简的排序可作适当的调整；通过运用红外线扫描技术，竹简上原来模糊的字迹也重新显现了出来，增加了识别的可能和残简缀合的数量。这些新的信息对竹简文字的考释、简册的编连、篇章的复原等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老一辈学者在整理银雀山汉简时，创立了良好的整理方法和整理体例。这些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对后世整理简帛文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的。我们今天重新整理银雀山汉简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辈学者有着很高的学术造诣和古文献功底，，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成果一定要读懂、看明白，切记不可产生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