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文化人类学作业 | 东京女子图鉴：现代都市女性的“完美人生”

[转载出处：www.11jj.com]

（注：限于本剧内容、文章篇幅和笔者的有限学力，本文的分析主要就异性恋女性群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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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日一夜的箱根旅行，Harry Winston的婚戒，幸福的婚姻，圆满人生的必需品。东京的女人们一边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边收集着这些必需品。”来自秋田县的少女斋藤绫，翻阅着时尚杂志，憧憬着“遍地都是机会”的繁华东京。从地方大学毕业后，背景平庸的绫只身来到心心念念的东京，开始了二十年的奋斗。《东京女子图鉴》围绕绫在这二十年间对“完美人生”的追求展开叙述：从底层文员变成流光溢彩的时尚行业高层，从充满市井气息的三茶街区搬到“适合真正都市女性”的银座，其交往对象也从安分平庸的初恋变成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成功人士”。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环境的变化，绫的价值观也不断被社会再塑造。

《东京女子图鉴》一剧，折射着丰富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思考。在本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竞争手段的文化符号如何发挥作用，如消费社会中的物质追求对绫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为大众建构的“完美人生”诸要素，如梦想和浪漫爱情等概念背后的可能含义，又如全球化影响之下“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同时也能看到，现代女性在面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新自由主义释放的可能性这二者时的矛盾和价值抉择。本文将首先分析女主角用以参与竞争、达成梦想的文化符号，然后剖析女主角的梦想实际上如何被社会所建构和规训。

 

一、作为竞争手段的文化符号

现代人的竞争方式，早已从蒙昧时期的暴力冲突转向文明竞争；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以“文化”为标准展开的一系列结构性竞争。甘斯以文化品味为依据，划分了五种品味公众及其文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中上层文化（upper-middle culture）、中下层文化（lower-middle culture）、下层文化（lower culture）和准民俗文化（quasi-folk low culture）。（1975）在人类学看来，文化具有公众性、可习得性和符号性，而上层群体在这场文化竞争中往往执掌话语权，使其文化成为主流，迫使其他群体顺应和屈从于此，按照既定“游戏”规则和价值规范行事。虽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文化博弈中，非主流文化群体会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抗拮——如《弱者的武器》中马来西亚农民通过假装顺从、偷懒装傻等日常“小把戏”来抗争精英阶层（斯科特，2007），再如Maid to Order中香港菲佣恶作剧式的反抗（Constable，2007）——但是，社会既定的“美好生活蓝本”的设定体系力量如此之强，以致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欲望往往难以避免地在潜移默化中被隐藏的权力关系所规训。因此，上层文化，也即主流文化，成为社会竞争的准绳和规定大众行为的外在于人的机制，即杜尔凯姆所说的社会事实（杜尔凯姆，1995）。这样的文化博弈，也导致了“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建构差异——在女主角绫的眼中，处于文化中心的东京代表着丰盈和美好，而处于文化边缘的家乡秋田，则是荒凉平凡和缺乏希望的代名词。只是，繁华和宁静难道具有天然的好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