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寞儿：作死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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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死的

小说

作者：寞儿

我的桌边，有一本长达704页的大部头小说，是英国女作家莱辛的《金色笔记》。买它回来，完全是冲着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帽子。冲着这顶帽子，我买了不少这种书。库切的《耻》，门罗的《逃离》，奈保尔的《浮生》《河湾》，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莫言的《蛙》，《生死疲劳》，《檀香刑》等等。所以列出这个书单，是想说出一句佐证自己阅读能力很差的话——这些书中，除了《浮生》和《河湾》，我基本都谈不上太喜欢。

枯躁的旅途好打发多了

一

　　诗人手上有一本新出的小说刊物，他枯躁的旅途变得好打发多了。

　　“你看，是某某的专刊号”。他有几分为作者高兴，作者是我们遥遥相望的一个熟人，有几分写作声望。我也为某某有些高兴，这年头，发表不容易，发一个专刊尤其不容易。诗人和我同类，大凡对于同好，素来怀有“文人相亲”的厚道。

　　出门忘了带书，我坐在一边，有些焦虑有些期待，指望那本厚厚的卷册可以尽快到手。尽管如此，诗人阅读的速度还是快到令我生疑。终于，他出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送给你了，带回家细细读去。”

　　本是宽厚的一张脸，不易察觉地，竟然带有几分狡黠的笑意。

　　我渴久了，哪里等得回家，在火车上就急急翻了开来。翻不了几页，突然哭笑不得——难怪诗人“如释重负”，原来呵，这实在是一本不值得带回家的杂志。

　　巨浪滔滔的信息时代，沉重、琐碎、混乱、平庸、媚俗、滥情、肤浅、速朽……社会“熵”在递增，一切都在恶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在无可阻挡地滑向死亡的边缘。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曾痛心疾首相道：“在人的脑子里，河流、夜莺和穿过草地的小径已经消失有些时候了。没有人需要它们了。当明天大自然从地球上消失时，又有谁会觉察到？……可既然人失去了诗的需要，他还能觉察到诗的消失吗？”当WIFI的信息波在每个屋檐下无孔不入，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心，已经变得既脆弱又石化，已经经不起一本不入法眼的杂志的重压了。

　　当着诗人面，我没好意思把杂志留在火车上，而是强压失落，装以最大的喜悦，说着谢谢把它带了回家。彼此不说破，亦是对作者的一种尊重。尽管，这种尊重因对其作品的不认可或者缺少耐心而大大打折。但一说就破的难堪之重，到底也是两颗脆弱的文人之心所无法承受的。打量文坛上下，有多少“不说破”，已经变成伺弄文墨者彼此的心照不宣。是啊，我们都没有勇气去当说真话的孩子，皇帝的新装就始终有市场。

　　于是问题就来了：当小说写到读无可读，当所谓的作家们只是津津专注于混乱现实的描摹而不是讲出存在的差异性，当小说无力传递美好，呈现高贵，启人心智，而是爱情潦草，人性无存，神性沓无踪影，价值观混乱，格调低俗，语言絮叨，像一块气息暧昧的旧抹布一样令人了无读兴，对抬轿者来说，也无异于一场道德的考量。

　　我拒绝做这样的抬轿者。至少可以选择不言不语。

　　记得毛姆在《刀锋》的最后有写，“我”去到伊莎贝儿的家里，发现散尽钱财藏身于茫茫人海的拉里，给她寄来了一本书。书随意地丢在餐桌上。她说自己很忙。

　　“有说不尽的事情要做。午饭是在外面吃的。下午又去了摩林诺时装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稍微翻一下。”

　　“我”很替拉里难过。他从来都是伊莎贝儿的心头爱呀！

　　“一个作家成年累月地写一本书，也许呕心沥血才写成它。但是，被人随便放在那里，一直到无事可做时才会看它；想到这里，我感到抑然。”

　　“我”的宅心之厚和崇仰阅读的情怀跃然纸间。《刀锋》的背景取于两次大战之间，近一百年了，大概那是一个以不读为耻的好时代吧。而现在，阅读之好在常态中已几近羞耻。

　　不好意思啊，对毛姆颇有共鸣的我，终于没能厚道到底，归家后，还是把这本杂志当废纸卖了。我的书桌拥挤，空间珍贵，每一寸，都要留给真正的心头所好。就如同我们在混乱的现实里要寻找透气孔。当然，我对作者是心有愧疚的，就如同我在厨事里每每杀死一条鱼，心头都要道一声佛来祈祝它超生。

越好的小说，“废话”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