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推荐 吕新访谈 | “为了月色澄明，为了更多一些良宵”(2)

最近这一二十年，我真的没有发现过再让我很喜欢的作家。那年看到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感觉眼前迅速拉起一道黑幕，从此不再期待什么。其实，即使他还在，八九十岁的人了，也不能再期待他什么，他能在获奖之后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已经是超越所有人的奇迹了。 [原文来自：www.11jj.com]

舒晋瑜：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获奖对于作家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还是说获奖作品已是他创作的顶峰？

[好文分享：www.11jj.com]

吕新：普通的奖励当然不至于对人有什么太大的辐射，但是像诺奖这样的，大家公认是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最高的文学奖，人到达这样一个顶峰以后，出于人的本能，本身就会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或者完全松懈、涣散，从此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集中精力做什么，一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获奖作品确是他创作的顶峰。另外，按照自然规律，任何一个事物，到了抛物线的顶端，剩下的也就是开始下滑了，自然规律决定只能下滑，没有别的出路，绝不可能从抛物线的那一端，从顶峰的那一端再重新翻上去。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年龄问题，获这个奖的基本都在五十岁以上，更多的甚至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年龄，即使不获什么，也已经到了写作的顶端了，对于生命来说更是已经接近了尾声。

除了马尔克斯，一百多年来，你看看还有哪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舒晋瑜：也许作家们还在创造奇迹的途中——当时您走上文学之路顺畅吗？引领您走上文学道路的是谁？

吕新：说起来好像大部分的初学写作者都差不多，不过可能还是比一些人顺畅一些。尤其是开始写小说以后，退稿当然有，但是真的不是很多。曾经看到过有人说有一麻袋退稿，真的很难想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个拥有一麻袋退稿的人，内心里日渐胀满的黑暗和绝望可想而知，虽不是坚如磐石，也是已到了临界的一声脆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

1988年我写了很多小说，到1989年就全部发表出来了。这中间，《上海文学》和《收获》对我扶持最大。1989年发表完小说，1990年就获了《上海文学》的奖，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奖，对于我绝对具有纪念意义。所以我非常怀念周介人老师，颁奖会期间，在苏州拙政园，周老师和我有过长谈，音容笑貌至今清晰犹在。现在每每想起他，心里会有酸楚，难过，非常想念他。也就是在1989年，金宇澄兄开始从卫竹兰大姐的手里接管了我，他身强力壮，以后就由他负责西北苦寒之地的稿子。我们好像还吃过一顿交接饭。

还有很多刊物和朋友，都值得我永远铭记。

舒晋瑜：《那是个幽幽的湖》对您来说应该是个分界线吧？此后创作方向是否就明确了？

吕新：那倒没有，没有那种感觉，也没有明确的方向。人也年轻，写作也从来不构思，有一个意象，甚至一个题目就能写。也没有想过未来会怎样。

舒晋瑜：从事写作近三十多年，可否谈谈您的写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中是否也有不变的原则？

吕新：可能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考虑小说的意义，所以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再像以前那样写作了。每写一个东西之前，内心里都会有大量的诘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甚至意思？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那就不能开始写作，至今仍然是这样。中篇小说《我理解的青苔》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个小说开始，我的情感、兴趣、注意力，就开始和以前不一样了。唯一不变的是对于语言的要求。

这种改变，就是对于真实生活的描述。现实中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共有八九个人在场，可是今年你要是让每个人分别或共同再回忆一下，还原一下，一半甚至一多半的真实会被歪曲甚至篡改。这中间当然也有记忆偏差的问题，有人并不是成心要歪曲或篡改，只是记性不好，但是你不能因此否认还有人确是要把水搅浑。那么，对于这件事，在事隔一年甚至几个月几天以后，你关注这件事，你究竟能得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最近的事尚且如此，那些更久远的呢？我们阅读历代典籍，多半会认为书中记载的都是真实的，那难道不都是一些能够拿到桌面上和书面上的不怕人看见却就怕人看不见的东西么？要知道，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更有太多的东西是拿不到桌面上和书面上的，那是一些就怕被人看见和知道的东西。王裕仁出来对别人说，他的家庭可幸福了，儿女孝顺，妻子贤惠。实际上，他们各自为阵，互不理睬，他也是刚打完架才出来的。为什么他的一只手抄在裤兜里一直不拿出来？因为他的手破了，不敢拿出来，怕人笑话。要不是你有事去找他，亲眼看见他那只手的虎口被他老婆用剪刀穿了一个洞，滴答的鲜血染红了鞋面，你也不会相信他不幸福，也会被他蒙蔽，甚至还有可能心生羡慕。这些事能对人说么？如果王裕仁写一本自传，或者他人整理或撰写一本有关他的书，读者或者观众会看到这些内容么？我很怀疑。

舒晋瑜：真实总是相对的，但是小说是虚构啊，作者在讲故事，读者在听故事，您纠结的是什么？您如何处理真实的事件人物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您说“内心里都会有大量的诘问”，回答这些问题的写作固然有意义，可同时，是否也给自己设置了更高的门坎？

吕新：对，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虚构就可以随便，虚构不仅有度，也有一个真实和虚假的区别。有人能把真实的东西写得像假的一样，这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对于真实人物和小说之间的关系，我以为那个真实人物到了小说里只能叫原型。这种事情很复杂，不面对具体的内容，很难用几句话描述清楚。

我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不把那些问题想清楚，回答清楚，就不能动手，也无法开始。如果说这中间有难度，有沟壑，有也许上不去的高度，那也是自找的，因为它更像一种自然到来的生命现象。

舒晋瑜：2001年，您完成了《阮郎归》，这是个词牌名，用于书名，是何用意？

吕新：《阮郎归》其实完成于2006年，发表于2007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字时，心里就曾一动，觉得有东西印进来了。看到这三个字，就像看到了一个人，一群人，无数的人。看到在辽阔的地平线上，柳丝，微雨，千年的寂静，一个人背着包袱、雨伞，走在夕阳下。

舒晋瑜：以亡魂作为小说叙述并不新鲜，您为什么会想到以两个死去的魂灵为叙述者？

吕新：我想写出一种源远流长的现象或者生命体验，而一个只能生活一世的人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各种身份都是人生，你只教过书，即使桃李满天下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一小片地方。一个锦衣玉食的人能体会到一个乞讨者的内心么？真的很难。想人反反复复地活着，死去，死去又活过来，其实有一种漫长的新鲜和疲惫。

舒晋瑜：上卷的叙述者是“我的四叔”，从清朝富庶的淮南盐商、杭州城门的守卒，竟然沦落成一条唤作小四的牲畜，又继续转世为投奔红军的纨绔子弟和解放初期的乡村干部；下卷的“我”，从秦汉六朝的铁匠和宫女，至民国时期的女作家萧红和丁玲，直到失魂落魄的大学中文系讲师，故事繁复，每一节故事似乎都可独立，又很完整，可见您驾驭长篇的能力。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中，有何独特的意义吗？